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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喜事件”隐性采访

作者:石志远 时间:2022-05-01

【摘要】:隐性采访是指采访对象不知道自己在接受采访,记者不告知身份,进行偷拍、偷录,以打入内部悄悄获得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隐形采访历来是众多采访手段中最具争议性的采访手段,它和所谓的“卧底”、“间谍”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记者采用这种方式进行采访就意味着记者本人要一定程度地去亲身参与事件,这就必然招致来自法律、伦理道德的质疑和职业矛盾冲突。上海“福喜事件”的隐性采访的全过程处理为学界和业界如何去看待、处理隐性采访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可视化的视角。本文通过福喜事件的案例回顾并加以分析,试图对隐性采访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一些简单的合理再思考。

【关键词】:隐性采访、福喜事件、法律伦理、隐私

[Abstract]: Hidden interview refers to the interview object does not know that they are being interviewed, the reporter does not inform the identity, secretly photographed, secretly recording, in order to enter the internal form of news materials.Invisible interview has always been the most controversial means, it and the so-called "undercover", "spy" is very similar, reporters use this way of interview means that the reporter myself to some ext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this will inevitably arise from leg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conflicts.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hidden interview of Shanghai "Husi Incident" provides a visual perspective on how the academia and the industry can view and deal with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hidden interview.Through the cas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Husi incident, this paper tries to provide some simple and reasonable rethought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hidden interview.

[Key words]: Hidden interview, Husi incident, legal and ethics, privacy

【案例回顾】

上海电视台的三名记者从2014年5月起,以内部员工的身份潜入生产一线,卧底两个多月,用偷拍的视频和图片,揭露出这家美资上海福喜食品公司——多个著名快餐连锁店的原材料供应商以次充好,修改生产日期与保质期,使用过期产品,两本账本应付检查等违法行为。“福喜事件”中的上海电视记者采用了隐性采访的手段,整个事件通过舆论发酵后,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不仅是各路媒体争相转发报道,而且受到当地政府、执法部门的重视,而记者暗访所取得的素材均作为证据,用于核实相关人员违法的事实。

【案例分析】

回看这次隐性采访的全过程,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经验和细节值得我们思考和注意,下面将从访前论证调查、访中实践操作和访后素材处理三个步骤上对隐性采访作出思考。

一、隐性采访前期:论证调查

目前对于隐性采访有几条普遍的共识,那就是采访前要确定采访的对象,采访的内容,采访的目的以及采访手段上是否具有排他性等等。

(一)采访的适用范围

并非所有的事情都适用于隐性采访,首先,采访绝对不能触碰国家机密和政治敏感问题,不得以任何理由在采访报道中涉及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其次,采访目标尽可能是公共人物或某个团体或法人代表,不得侵犯个人隐私和利益。再次,采访前要充分搜集信息线索,确定该事件、群体的确触碰了法律法规或者出现了道德问题。最后,一定要和有关职能部门取得联系沟通,获取他们的支持。

这几点事实上对于出自上海电视台的记者来说并不难,得益于我国媒体事业性质,进行隐性采访或者说拥有采编权的只能是出自官方机构下的“传统媒体”,它们与相关监察和执法机构的联系天然的为他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台支撑,这一点与国外资本操控下的媒体采访形成鲜明对比。加之专业化的职业训练和素来就接受的新闻职业教育让他们拥有很强的底线意识。

(二)采访的基本原则

1、采访符合公共利益。这一条也被经常拿来作为新闻媒体应对外界指控的抗辩事由,即便是在西方,私营媒体也会把维护国民利益作为对外宣传和推进自身工作的最好说辞,而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我国的各大媒体就更须把维护公共利益放在中心位置,坚持导向第一,切实关注人民的焦点和痛点问题。

2、采访手段的唯一性。这一点需要经过严密和充分的推演论证,也就是要反复叩问:到底有没有别的办法和形式能够代替隐性采访而达到类似的效果,隐性采访是否具备它在该事件中的排他性和不可代替性。即“迫不得已”和“最后的手段”。

3、采访行为的合法性。遵循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尤其是要取得合法的证据,以便取得监管执法部门支持的基础并保护自己避免法律纠纷。每当记者受到侵权的指控时,这一条就成为最具说服力的抗辩事由。

食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问题,完全涉及公共利益,也是公众最关心的热点话题之一,事件长期得不到有效处理恰恰反应了有关部门在该问题上的监管缺失。在“福喜事件”中,记者也是通过访前的反复论证,模拟了证据链接,并设定好了合法收集证据的形式与方法,是符合隐性采访原则的。

二、隐性采访中期:真实客观

在进行卧底采访的过程中,总的原则就是记者要确保自身在整个事件中的客观性,不得参与和实施具体行为。这与所谓真正的卧底有所不同,卧底为了完全掌握对方的活动规律和运转流程,努力打通成为对方高层的渠道并参与到对方的活动当中。卧底采访则不同,记者因其身份和角色的自我要求,要做到观察而不参与,记叙而不议论,只能是作为局外人静默的记录着一切。当然,考虑到环境的特殊性,记者需要一种身份来掩盖其真实的身份,就不可避免的介入到涉事作业中,但是无论如何都须谨记真实客观都是新闻的生命和灵魂。

在隐性采访过程中,“守株待兔”的采访方式无疑是最稳妥的,只做相关视频录音素材的搬运工,而不做生产者。保障新闻真实性的手段就是客观记录,这在隐性采访中尤其重要。客观记录的过程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规范,一是不做“陷阱新闻”,隐性采访的记者应在暗访卧底的整个过程中,都要不挖坑、不设陷阱。绝不能挖好陷阱等着受访人跳进去,这样造成的“陷阱新闻”一方面是不够客观,丧失了新闻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还与“钓鱼执法”类似,有违法的嫌疑。二是避免“诱导式”采访。隐性采访的过程中,有倾向性、负面化的话语都要是偷拍的对象自己主动表达的,记者要避免引导受访人员表达。并且,在这里我们要明确,隐性采访不同于显性采访,显性采访可以用提问等方式来步入主题,但是隐性采访由于其特殊性要尽量避免提问,特别是带有敏感性、引导性、主观性色彩的提问。关于这一点,参与“福喜事件”暗访的记者之一——王天在接受上海观察的访谈时就说道:“在暗访期间,我们采用的也是”守株待兔”的方式,尽量不去引导采访对象说话,主要是通过镜头记录生产线上实际发生的情况来,披露采用过期变质肉类原料、随意更改产品保质期这样一些情况。除此之外,我们整个报道的语言、图像组织上也非常慎重。比如,在调查的范围和对象上,就是集中在福喜公司本身,并没有将矛头直接指向麦当劳和肯德基。对于镜头所记录的事实,我们主要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多描述,少用形容词渲染;对采访对象的图像、声音等进行保护性处理,等等。”

采访过程中记者和一位员工的对话产生了那句概括福喜经营弊端的“经典性”言辞“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就是在谈论麦当劳来人参观检查时把将要添加的次品原料藏起来、人走后又拿来添加时聊出来的,足以说明在那里瞒骗行为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常态。

对于物证书证,他们主要是通过镜头记录生产线上实际发生的情况,与书面记录配合,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如揭露使用过期的冷冻小牛排,画面上显示拍摄日期是2014年6月11日,而单据上生产日期是2013年5月8-11日,对应保质期为11月3-8日,过期7个多月,同时出现一位工人的画外音:“这个肉都已经发青了,臭肉!”接着展示厂方下达的“以下物料请帮忙延长保质期至本周末,明天要安排生产”的字条,然后是肉料切成小块,重新包装,换上新的保质期標籤的画面。这段情节之后就是报料人对记者谈话,出示了阴阳账本。不必再说什么结论,这家公司涉嫌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生产经营昭然若揭。

真正有说服力的文字不是直接的议论和亮观点,而是通过事实型的文字对比、衬托出作者想要的结果,即所谓的“用事实说话”。

三、隐性采访后期:素材处理

(一)保护隐私

在对视频、图片、文字等素材进行后期处理、剪辑,在成品出来之前,有必要对素材中出现的所有被采访者以及其他涉及到的人物的相关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和模糊处理。这是为了避免当事人受到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等侵扰,同时也是在彰显新闻采访报道的匿名性原则,增强被采访者进行表达和讲述的欲望。在“福喜事件”中,后期报道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上海电视台对“福喜事件”的报道中,所有报道都十分注意保护普通员工的隐私,不仅声音做了处理,面部也进行了马赛克及截去头部镜头的处理。

(二)报道简明化

记者前中期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获取了大量的信息和素材,目的就是要通过报道曝光这一切,那么在具体报道的过程中就要合理的组织素材,如果剪辑出的视频过于冗长,就会失焦,让观众不知道新闻的重点,但如果剪辑视频过短,也会使观众无法得知前因后果及具体信息。因此,首先要运用平衡手法对视频进行剪辑,找好侧重点,把握好时间长短,抓住主要事实和主要线索来表现,做到简明扼要。此外,报道要抓典型,力图揭示事情本质。从结果上看,“福喜事件”的报道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短短几分钟的报道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立即行动。

(三)证据链条完整

在有关执法部门介入后,并不是说媒体机构就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和责任,同样有义务继续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搜查取证工作。新闻从业人员要做好舆论监督工作在隐性采访中要形成完整确凿的证据链,以便更好地为相关职能部门和执法部门提供线索,得到他们的认可,然后在行动上对他们进行支持和配合,是暗访十分有力的一记重拳。在“福喜事件”中,上海电视台对于物证书证,有镜头的全程录像,并且是完全客观准确的记录,再配合记者在暗访期间的工作日记等文字材料,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四、一些思考与总结

无论如何,总的来看“福喜事件”的暗访是隐性采访史上一次颇为成功的案例之一,无论是从采访的过程来看还是从采访的主体、采访的效果等方面,几位卧底采访的记者都做的非常成功。然而,即便是成功的卧底它同样存在一定的伦理问题,正如有一位外国学者断言:“所有的隐身采访都是欺骗。”

福喜事件成功的暗访是否意味着隐性采访走向更宽广的道路呢?答案是否定的,除了上述所说的隐性采访只能作为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这一点之外,还因为如果放宽隐性采访会产生以下后果:一是社会信任危机,甚至撕裂民众和新闻媒体的关系,加剧被采访者对新闻记者进行采访的敌意。试想节目播出后,节目中的被采访者虽然看到自己被打了码,但一定会惊讶于当初与自己对话的人竟是卧底暗访的新闻记者,对自己被卷入这篇带有负面的报道多少带有害怕和因受骗而不满的情绪,这必然会让他对记者和媒体产生一定的负面看法和刻板印象。二是会造成隐性采访手段的滥用和误用,使得新闻采访的定位变得模糊。

福喜事件固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但是因为暗访产生的民众对新闻记者、新闻媒体公信力的质疑是否同样涉及公共利益呢,甚至带来的是一个行业的深远持久的影响。有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对暗访写了这样的意见:“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个诚信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到处用这种欺骗去反对那种欺骗,这对任何社会伦常是有害的。即便是为了公众利益,但是会损害了一种更长久、更深远的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关系,因此这种手法不能接受。”因此,我们在这个案例中看到几位记者艰苦的付出,成功暗访的前因后果,但隐性采访本身依然要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管辖。

参考文献

[1]《卧底记者:暗访福喜公司怎样守住底线》,《上海观察》,2014-07-21,http://news.sohu.com/20140721/n402534368.shtml

[2]闫明.浅谈隐性采访的规范流程——以“福喜事件”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19(04):39-40.

    [3]杜志红.论“隐形采访崇拜”——关于“纸箱馅包子”事件的一个考察视角[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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