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月底，一条“快手”app上的短视频火了。视频中，一名14岁少女晒出自己怀孕的视频，并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被大量转发，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波。人们在就婚育观念、少女怀孕背后可能涉及的犯罪行为等问题展开讨论的同时，纷纷谴责“快手”作为社交媒体对传播内容不加监管，纵容落后价值观甚至犯罪行为的公开展示。本文将就此事件出发，对于快手作为社交媒体在内容监管上的不作为对媒介伦理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其应当负担的责任进行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快手；少女怀孕；价值观；媒介伦理

【abstract】At the end of October, a short video in "KuaiShou"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the video, a 14 year old girl showed her pregnant video, and social platforms were forwarded, causing a public opinion storm. When discuss for idea of marriage and birth, teenage pregnancy may be involved in the crime and other issues,people have condemned the "KuaiShou" as a video sharing platform without supervision on the content of communication, the public display of backward values or even condone crime. In this article，we will discuss the failure of the platform”KuaiShou”and the damage it made to media ethics .

【Key words】KuaiShou;teenage pregnancy; view of value; media ethics

微博对于该事件的讨论与截图

【案例回顾】

10月30日，微博用户“传媒老王”发布微博称，“在快手上看到了14岁女孩发的怀孕视频，还不是个例，快手掀起了00后宝妈流”，并配有多张视频截图。

截图显示，其中，一个快手用户名为“清柠味的小冰妹”的主播，自称今年只有14岁，已经“做妈妈了”，“还有62天宝宝就出来了”。从该主播发布的视频截图中，可以看到其裸露的腹部隆起，疑似怀孕。而网友发布的一张超声诊断报告单显示，该女孩年龄为14岁，超声孕龄约22周，估计体重547g。

4049次播放、168个评论，截至网友发布图片时，这个自称年仅14岁、挺着大肚子的女孩在快手APP火了。在评论中就有网友指出，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如行为人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构成强奸罪。”根据孕龄和女孩年龄推算，女孩与他人发生关系时很可能未满14周岁。

10月30日下午，快手科技官方微博在用户评论区回复网友称，快手科技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提醒网友我国女性的法定婚龄是20岁，法律不鼓励、不提倡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怀孕；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关系，是犯罪行为。快手表示，会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已就疑似涉嫌犯罪的案例报警。

10月31日晚间，快手科技称，已经对平台上涉及“未婚妈妈”等类似视频进行了清理。对于自称年龄低于14岁用户的案例，快手平台已固定证据与有关部门沟通。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等合法权益考虑，快手并没有将此情况对外披露。

11月1日，在快手平台上可以看到“清柠味的小冰妹”主播的相关视频已被删除。不过以“16岁妈咪”“17岁妈咪”等关键词搜索用户，依然可以搜出许多相关内容的账号。

【案例分析】

在这起引得舆论大哗的事件中，我们回过来观看短视频可以发现，被公众视为受害者的当事人就是视频的上传者，相比公众的同情、愤慨，她并不觉得自己怀孕有什么问题，反而在情绪上显得十分积极，有明显炫耀的意思，其价值和文化观念明显与主流社会是存在着不同的。其背后反映的社会问题例如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淡薄，还有父母教育的家庭问题以及社会的不良文化、不良环境等，我们不对做过多讨论。在此，我们将这起“少女怀孕”的事件作为落后价值观和文化在网络上传播的一个典例，从传播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一、网民低层次需求催生乱像

有研究机构报告指出，目前以快手为代表的垂直短视频APP用户中约五成为90后，超六成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镇。虽然农村及三线以下城镇网民文化水平总体来说较低，无法通过优质内容生产来占据网络话语权，但他们用行动为这类传播方式站了队。

尽管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人口已于2012年超越农村人口，但常年在城镇居住工作的农村人口数量也极为庞大，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和城镇低收入者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消费群体。他们有着强烈的文化需求，但长期以来，尽管资本不断涌入文化领域，却仍然长期找不到有效方法来挖掘这一文化市场。传统的出版、放映等手段，一是条件太多，二是需要付费，无论这两点的任何一点对于攻克农村和小城镇市场来说都是致命的。

智能手机的出现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其推送的文化产品获取便利，无需付费的优势使其成功攻克了农村和小城镇市场。很快，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纷纷进行受众定位、确定传播风格，把受众区开来。许多农村和小城镇受众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文学、艺术类的文化产品以及其衍生的各类亚文化群体社交平台兴趣不大，而快手这类垂直短视频APP本身不需要集中高度注意力，理解容易，消费过程“短平快”，很好的契合了这类人群低层次的文化需求。当他们通过某个平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集中的需求也就导致一大批价值观异化、单纯以博人眼球为目标的文化产品被生产出来。

二、平台监管的高难度助长猎奇内容生产

从内容生产的角度看来，在社交平台上，想要吸引关注就必须与众不同，可以是水平明显高出他人，也可以通过利用人的猎奇心理。想要做到水平高出他人，不仅需要学识或能力的基础，还需要长期保持高水平表现才可能脱颖而出，而利用人的猎奇心理则相对容易。低俗内容生产的门槛较低，粉丝经济带来的回馈也高，促使很多深受低层次文化消费熏陶的网民投入进来。

这时候，如果社交平台的监管方能即使遏制这股低俗的浪潮，就堵住了诸多传播主体利用人猎奇心理脱颖而出的通道，而有可能在未来加入内容生产的诸多受众也就不会受到这种示范效应的影响，从而极大破坏的这类内容赖以滋生的土壤。但在这点上以直播平台为代表的很多网络社交媒体明显做的还很不够。例如此次案例的事件，在各大网络社交媒体都曝光之后，快手官方才着手处理，显然是在纵容这种少女早孕炒作的行为，这容易导致在一个几亿用户的平台上形成一种反智的风气。

2016年被称为“网络直播元年”，娱乐互动、新闻报道等领域中网络直播被广泛应用，但也是在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利用直播这一新型互动社交形式进行非法活动的现象，例如斗鱼主播“直播造娃娃”事件，网络女主播“雪梨枪”伙同他人录制淫秽视频牟利事件，四川凉山直播诈捐事件等等。针对这些问题，2016年11月，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直播平台在监管制度、技术管理真实身份认证制度上的责任，要求平台通过配备专业管理人员、即时中止直播、直播内容存档、主播实名认证等措施管理直播。这一规定出台后，利用网络直播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的事件在2017年的媒介事件中所占比例明显下降。

没有突破法律底线，却越过道德伦理界限肆意妄为的传播行为难以简单的界定，国家目前没有出台相应细则供社交媒体操作，这也给了许多社交媒体不作为的借口。目前，尽管快手平台建立了“自律委员会”，通过委员会投票的形式对直播内容进行屏蔽或准许播放，但投票的科学性还有待商榷；平台组织的“快手正能量”行动旨在通过正能量的宣传冲淡低俗内容营造的氛围，却在这一环境中由于“曲高和寡”流于形式。

三、社会价值观的破坏带来冲击

早在2016年，一系列挑战人们视听底线的传播内容就随着短视频分享平台的出现而散布：主播直播生吃病死猪、将鞭炮塞进裤裆炸给观众看、向观众表演裸体跳入冰河、活埋自己……直到如今的少女自晒怀孕事件，尽管这些行为没有违反法律，但这种为了迎合低级趣味和猎奇心理而生产出来的低俗、无聊内容与违法犯罪行为的传播给人的感受相比，更多的可能是心酸和绝望，并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产生怀疑：为了引人注意、赚到粉丝，人真的可以无底线的向公众展示自己的任何行为吗？

此外，这种价值观反过来对现实社会造成冲击时，我们难以再作壁上观：2017年3月，几名男子闯入宁波大学课堂，通过扮超人跳窗、站桌上跳舞、跪在老师面前喊妈，在课堂上大肆恶搞的行为恶搞课堂，严重干扰了高校的教学秩序，只是为了拍成视频上传以获得在社交媒体上的人气；时隔几天，一名男子在河北沧州街头挑衅执勤民警，妨碍其执法，同样也是为了再社交媒体上“吸粉”。

可以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的的这些不正之风对价值观的破坏之巨大，影响之恶劣。为了享受低级传播内容带来的快感和网络上的曝光度带来的成就感，无视道德甚至法律，这不仅是对传播伦理，更是社会伦理、法律的挑战。

四、各方合力方能遏制社交媒体不正之风

这种乱象的解决从当前来看首先需要体制保障，国家应当出台细则或指导意见，督促社交媒体对明显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低俗、不健康的内容在平台上的传播加以限制，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并定期加以督导。此外还应划定社交媒体作为传播平台的责任，要对长期存在不健康内容，用户反馈强烈的平台予以处罚。

另一方面，从长期来讲，社交媒体的商业属性及职能是导致其乱象横生的内在动因，要想真正实现社交媒体对社会发展效用的最大化，就必须探索新的路径，使其逐渐摆脱商业资本的全盘控制，朝着公共服务的轨道发展。

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类问题，就要从文化生长的社会土壤来下手，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受众的素养培育，提高受众对信息的鉴别能力和文化品位。比较有借鉴意义的是如同《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所言，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大众传媒批评机制，一方面是公众公开进行评价，另一方面是媒体之间互相评价，从而对社交媒体的看法就会形成意见环境，对受众在媒体进行选择接触时进行适当的指导与监督，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信息鉴赏观，使其倾向于接受健康的信息，进而形成全社会共同建设和维护正确价值观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王佳媛.“低俗”定位:粉丝经济新思路——以快手视频为例[J].中国报业,2017,(12):22-23.

[2]吴丹.低调5年拥有3亿用户 揭秘“隐形独角兽”——快手[J].公关世界,2016,(15):76-81.

[3]焦洁.浅析碎片化传播对低俗新闻滋生的影响[J].商,2016,(15):214.

[4]郭继东.解决新闻传播低俗化娱乐化的应对策略[J].新闻传播,2014,(02):166-167.

【案例来源】

http://news.ifeng.com/a/20171101/52896720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