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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诗织胜诉:媒介如何打破性侵“黑箱”中的沉默

作者:王金崎 时间:2023-02-23

摘要日本是一个性观念开放而对性侵案例审查乏力的国家,本文通过回顾日本第一位实名、公开控诉名人性侵的女性伊藤诗织的维权之路,来探究在东南亚女性面对性侵时所特有的羞耻感情景与司法制度缺位的社会生态中,女性如何借助外部媒介力量以达到维护自身权益与社会公平的目的,以分析媒介对于解决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作用。

关键词】伊藤诗织;反性侵与性骚扰;公共空间;媒介监督

【Abstract】Japan is a country where the concept of sexuality is very open and the review of sexual assault cases is very weak.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ath of Shiori Ito, the first Japanese woman who publicly complained of sexual assault by a celebrity, to explore how women can use external forces to defend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social justice in a social ecology where the shame of women facing sexual assault and the lack of judicial system are unique to Southeast Asi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women can use external forces to defend their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shame and lack of judicial system in Southeast Asia,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ole of media in solving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society.

Keywords:】Shiori Ito;anti-sexual assault and sexual harassment;public space;media monitoring

【案例回顾】

2013年9月,在美国纽约进修新闻和摄影的伊藤诗织认识了TBS(东京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分部负责人山口敬之。2015年初,伊藤诗织回日本求职不利,于是求助于山口敬之。双方相约于2015年4月3日晚见面,用餐、饮酒后,在酒店发生性关系。伊藤诗织于5天后报警称遭到性侵。警方准备逮捕山口敬之,但被东京警视厅刑事部部长中村格临时打电话叫停。随后,办理此案的警官和检察官全部换人,这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山口敬之是日本首相的好友,由于这一层特殊的政治背景,山口敬之不仅没有受到制裁,还召开发布会,开香槟庆祝“新生”,大谈他和伊藤诗织之间发生的事情“是自愿的”,还称自己是一位“绅士”。到场嘉宾和主持人都支持他。

伊藤诗织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自行调查和收集证据。她向通过抽签选出的11位日本公民组成的检察审查会递交了案件复议申告书,并鼓足勇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山口敬之的行为符合日本刑法规定的“准强奸罪”构成要件。但是,他一口咬定伊藤诗织有求于他,并自愿饮酒。而且天亮后,双方很自然地道别。伊藤诗织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推翻这些说法,只能强调自己是在失去意识时被强暴。但是,她事后洗干净了衣服,发邮件要求山口敬之“兑现承诺”,并迟疑了5天才报案。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她对山口敬之的指控。2016年7月22日,日本检方判定此案“不予起诉”。

随后,伊藤诗织通过多种途径对司法不公与制度缺位展开抗争。她将自己的悲剧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黑箱》(Black Box),荣获日本第七届自由报道协会奖。“黑箱”既代表着女子受侵犯的密室,也代表着不完善的司法制度和冰冷的现实。

伊藤诗织通过多种媒介进行社会抗争行为推动了立法层面与政策设计的进步。2017年6月8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并提交参议院审议。修改后的刑法大幅加强了对性犯罪的惩处力度,将强奸罪的量刑由“3年以上有期徒刑”延长为“至少5年以上”;重新定义了强奸罪,拓宽了强制性行为的涵盖范围;扩展了受害者认定范围,同时,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成立,日本政府向基金会资助了1.4亿日元。

2019年12月18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山口敬之违反女方意愿实施性行为,伊藤诗织胜诉。

【案例来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9652800689319756&wfr=spider&for=p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OTc1MjU2NA==&mid=2247537660&idx=3&sn=20da0adc4f690b06b25eac068f90e888&chksm=97d462e7a0a3ebf188e35c94141d2605b86aadcdb3e24ed6d78884f88c8dd9bf148a699e3aca&scene=27

【案例分析】

一、伊藤诗织何以打破“黑箱”?

(一)、国际媒体成为“法外途径”弥合司法制度鸿沟。

面对制度内部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一种制度外部的手段对于受害者显得尤为重要,而国际传播恰恰为伊藤诗织提供额外的救济途径。在宏观层面,由于司法体系不完善,日本对于更具侵害性的强奸罪规定宽松,惩罚力度不足。根据2015年日本内阁府共同参画局的统计显示,日本每十位女性就有一位【被异性强迫发生性关系】。而根据2013年联合国药物犯罪调查署公布的数据,每十万人口中强奸案发生的比率,日本仅有1.1件,而排名第一的瑞典则有58.5件。在微观层面,日本彼时的法律框架中,要符合强奸的定义,必须是对方使用肢体暴力,或者实施恐吓。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只有发现被害者有过激烈的肢体反抗,才会认定为性侵。

故发现日本的性侵案件中,女性难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利。而国际媒体则称为伊藤诗织发声寻求正义的重要途径。伊藤诗织做为日本第一位实名、公开控诉名人性侵的女性,她的社会抗争行动受到《纽约时报》的连续报道,她作为日本反性侵的代表人物登上《纽约时报》,并称之为赞其“打破了日本对性侵话题的沉默”。四年时间里,她从一个性侵害事件的亲历者,成为此类事件的发声人。她被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日文版评选为“受世界尊敬的100位日本人”之一。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当属英国BBC为她制作的纪录片《日本之耻》,该片讲述了伊藤诗织在被权势人物强奸之后,困难重重的上诉过程,她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并揭露和探讨其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一经发布便在国际舆论场域,尤其是西方政治空间中成为重要议题。通过国际媒体的报道,使得以伊藤诗织性侵案所彰显出的日本司法制度缺失在全球公共空间中得以“问题化”,并倒逼日本政府推动制度改革以维护公共正义、

在西方媒介场域中,由于国家层面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并没有严格意义的监管制度,地方自治使得西方国家并不存在中国语境中“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因此新闻媒体则需要扮演报道本地信息,帮助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对各级统治者的监督与政策的纠偏,故西方媒体往往能以更为尖锐、犀利与批判的视角对权力拥有者进行报道与讨论。而在全球公共空间逐渐一体化的21世纪,以西方知名媒体为代表的国际媒体所持有的“看门狗”角色往往拥有将本土事件在全球公共空间“问题化”的功能,也因此国际传播成为伊藤诗织的“法外救济途径”为其维护正义。

(二)、私人聊天记录公布于公共空间展演“私权”与“公权”博弈

由于性侵案件中难以取证为原告提供司法支撑,伊藤诗织选择在社交媒体公布她与山口敬之的聊天记录做为证据,使得其社会抗争行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一方面,许多国家的刑法都注重评判犯罪嫌疑人的客观事实行为,而日本刑法却重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动机。在性侵案件中,只要犯罪嫌疑人坚持把性行为说成“双方自愿”,那么即使客观罪证非常明确,也很难判定有罪。控方被要求出示记录犯罪事实的视频、音频或第三者的目击证词等强有力的证据,这样法庭才会判嫌疑人有罪。因此,负责此案的警员一再向她伊藤诗织强调 :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检察官把这种情况称作“黑箱”。在密不透光的“黑箱”里收集证据,难度可想而知。在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性教育的缺乏,使得判断性行为是自愿亦或是强迫的标准模糊。NHK电视台曾调查,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已“同意上床”:其中“两个人单独用餐”占11%,“两个人单独饮酒”占27%,“两个人单独乘车”占25%,“穿暴露的衣服”占23%,“喝到烂醉”占35%。而事实上,列举的几个事项中,哪一项都不能被当作性行为的“许可”。但可悲的是,因以上情况而发生的性侵害案件不在少数。

在伊藤诗织公布的聊天记录中,伊藤诗织于2015年4月18日向山口敬之发送邮件:“你在我失去意识的时候,与我发生性关系”。而山口敬之则在邮件中承认性关系的发生:“我认为我们双方都需要反思,因为我也醉了。”“像你这样的漂亮女士,半裸着跑到我的床上,于是事情便发生了”。同时,在邮件中山口敬之对自身的犯罪行为表示否认并发出威胁:“你说我强奸是什么意思?我绝不会承认。如果你要走法律途径,请自便。你将毫无胜算”。正是伊藤诗织将私人聊天记录公布至公共空间,引发了舆论的巨大反响,为媒体发挥自身的社会强制与监督功能提供素材,并同时为司法审判提供证据。

来源:BBC《日本之耻》

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是是个体生存的条件,是公民平等地展示自我、发表意见的自由之地,是共同商讨公共问题的行动舞台。哈贝马斯则认为公共空间是理性、平等的上衣之地。前者认为公共领域应防范极权主义的倾轧,后者认为公共空间应于私权与公权泾渭分明。但在现代社会的权力博弈中,私权反向突破公权的边界以“私力救济”的形式对抗公权的反噬,仍是当下现实与艺术作品中的重要议题。在伊藤诗织性侵案中,她主动将原属于私人领域的聊天记录公布于公共空间,这对于山口敬之的个人信息与隐私的保护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侵犯。同时,言论自由的权力允许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倾轧个人隐私权,在伊藤诗织性侵案中也面临检验,揭露与公布个人信息与隐私仍属于公权力的范畴,但伊藤诗织在面临公权力不作为时,恰恰通过私力救济的方法突破了公权力的限制,才能为自身伸张正义。

(三)被害人自我言说打破男性话语霸权

话语与文化的规训形成了东南亚女性被性侵时所特有的耻感,阻止了受害女性在公共空间寻求正义。而女性通过创造自身的语词、叙事方式与讲述自我经历,得以打破男性的话语霸权,使得性侵案件能突破“耻感”的藩篱。了。日本社会对于性侵受害者有很深的偏见,人们觉得公开讨论性侵是一件羞耻的事,与正常的道德观相悖。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伊藤诗织公开谈论这种事,“是不知廉耻的行为,是想哗众取宠”。很多人认为她不自爱,别有所图。日本女性从小被教育要温柔贤淑,应接受男性享有特权,甚至形成了“被摸一下都是小事”的观念。在日本这个男权观念深重的国家,受害女子通常只能默默忍受,甚至责怪自己。

因此,在伊藤诗织性侵案中,她不仅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将自身被性侵的经历公开诉说,而获得了拥有同样经历的女性的共情,同时也激励更多的女性以自己的话语讲述自身被侵犯的经历,打破男性的话语霸权,使得被性侵的“耻感”得以抹除并以“合法”身份为自身寻求正义。首先,受害者对自我的回溯性论述中频频征用传统话语体系中师生道德规范和长幼伦理框架,如以“师道”、“英雄”、“模范”、“长者父辈”等词汇表达对施害者的期望,又以“为师不尊”、“为老不尊”、“道貌岸然”、“厚颜无耻”等词彙表达愤怒,继而将女性的自我言说与网络实名举报行为赋予道德正当性和社会意义。其次,创伤叙事有重塑自我与分享经验的过程,创伤能被“可见”、理解与共情也是一种治愈。故创伤的分享使得女性团结成一个群体与阶级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使得女性的自我言说不再仅是一种“个体化政治”,而是渗透著集体意识和群体性情感的认同政治,并且蕴含著社会责任意识的发生。最后,受害女性通过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的“标签”等功能,使得标签所携带的信息在社交媒体实现“病毒式”分享与传播。单个文本生发为流动的文本空间,集纳各方主体在此文本空间中相遇、倾诉的虚拟空间。“幸存者”因而连结了身体、经验与情感的记忆,并完成自我赋权。使得女性群体能在社会公共领域以“合法”身份维护合法权益。

二、伊藤诗织性侵案对中国舆论场域的启示

与伊藤诗织性侵案中媒介所发挥的角色相比,孙志刚案中中国媒体与舆论场相近。同样是面对制度的不公,媒体通过公开报道与民间人士的自我赋权与发声从而推动制度的进步,维护社会公平。但同时我们在国内媒体与国外媒体以及其所形塑的舆论场域中,也能发现区别。在有关舆论、新闻媒介和大众传播的西方文献‚没有“舆论” (public opinion)和“监督” (supervision)这样的固定搭配。可以说‚“舆论监督”是中国新闻界创造的和带有中国特色的词组。“舆论监督”包括“事实的报道”和“舆论的表达”两个方面。在中国‚“舆论”常常是经过意见机构(媒体或官方)筛选并加以概括的公众意见,具有正面意涵。通常是一种“上级” 对“下级”的行为并通常伴随着制裁的措施,这是一种权力的表现。中国的媒介机构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并被赋予代表政府监督社会的责任。。中国的舆论监督是媒介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舆论不是普通人自发的表达,而是媒介机构发现、选择并概括表述的代表性意见。因此如何将本土问题在本土公共场域“问题化”仍是中国舆论场,乃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我们从伊藤诗织案例中可以发现,被害者通过数字媒体进行自我言说是其完成社会抗争行为的重要途径,因此对于未来中国的舆论场域而言,公众何以能形成自觉的理性群体并利用数字平台言说、自我赋权的同时,将社会问题在权力机构层面获得“合法性认可”并加以改造,是中国媒介空间发展的重要议程。

参考文献

[1]陈名海.推动修法的日本“Me_Too”第一人[J].检察风云.2019-12-15.

[2]毛亚楠.伊藤诗织:我不愿做一个完美受害人[J].方圆.2019-08-20.

[3]《黑箱》[日]伊藤诗织 中信出版集团[J].健康之家.2019-06-15.

[4]Japan's Secret Shame British[Z/O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18年6月28日.

[5]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1999.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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