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大媒体频繁报道老年人为疫情倾囊捐款的相关新闻，引发广大群众的讨论。是否应该收取老人的捐款成为关注中心，而其中的媒介逼视现象是否又会影响老人及公众的判断和选择也值得注意。本文就此现象的出现进行原因、利弊分析，并从媒介逼视的角度提出反思与解决策略。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老人捐款；媒介逼视；新闻自律

【英文摘要】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 media frequently reported the news of elderly people donating their own money for the epidemic, which triggered discussion among the public.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whether donations from the elderly should be collected, and whether the media will affect the judgment and choic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publi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is phenomenon, and puts forward the reflection and solu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gaze.

【Keywords】COVID–19；Donation from the elderly；Media gaze；News self-discipline；

【案例简介】

2020年1月19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赴武汉考察，由钟南山担任组长。2020年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开始封城。2020年1月24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Ι级应急响应。至此，以武汉为疫情重灾区，全国进入抗疫状态。

在疫情紧张的一段时间，媒体大量报道老人为疫情倾囊捐款，引发争议连连。

1月29日，杭州媒体1818黄金眼报道：69岁退休环卫工人为抗疫捐款10万，卡里只剩13.78元。

1月31日，四川日报曾报道：成都双流一位68岁的环卫工人匿名为武汉捐款10071元，10071元是他从事环卫工作5年的积蓄。

2月4日，新京报微博报道：73岁拾荒阿婆捐款1万元。

2020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微博发布了一则原创博文，据蒋云龙记者报道：87岁的重庆老人倪素英捐出20万毕生积蓄，老人生活节俭，不舍为自己花钱，工作人员再三劝说之下，老人依然坚持捐款。老人还表示：“国家有难，我不能做旁观者。”此条微博一经发出就引起热议，获得5.1万次转发、3.4万条评论、72.4万点赞。大量网友表示心疼且敬佩老人，纷纷呼吁不要收取老人的倾囊捐助，担忧老人的生活条件，也有许多人批判媒体大肆宣传老人捐助的行为。

连续的捐款新闻引起舆论发酵，2020年2月11日，“不要宣传老人捐款了”登上微博实时热搜4位。截止目前，微博话题#不要再收老人捐款了#阅读量超过6000万，讨论量达4.4万。就机构是否应该接受老人捐款与媒体是否应宣扬老人倾囊捐款，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众说纷纭。

【案例来源】

 1.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5BDD3H90525O272.html

 2.https://m.weibo.cn/2803301701/4470494965036474

【案例分析】

一、原因分析

（一）我国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方针，疫情期间正面典型塑造需求迫切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不久，公众处于高敏感状态，集中对有关部门进行声讨和批判，负面的声音甚嚣尘上，而媒体肩负着正面信息的“超级传播者”的职责，挖掘正面典型是当下的重要任务。

为新冠肺炎抗疫捐款的诸如拾荒老人、孤寡老人、生活特别贫困老人等弱势群体是具有报道价值的正面形象，于是媒体不断增加报道频率和时间段。

将聚焦的镜头从疫情中心武汉转移到各地捐款老人身上，凸显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克难关的举动无可厚非，但过多的报道制造了隐性的“舆论绑架”，向与被报道者有着相同身份的弱势群体进行捐款施压，让他们不得不完成社会期待，同时让捐款者产生一种不顾自身现实生活，倾尽所有去捐款是正确的、可以被报道的错觉。

（二）新闻从业人员固化的新闻报道思维模式，缺乏“中庸”思想，往往过犹不及

从一家媒体率先报道老人为疫情捐出毕生积蓄x万元，到多家媒体集群效仿，将“极端牺牲”演化为“必要牺牲”。

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还存在着“大反差出大新闻”这一陈旧的新闻报道思维模式，忽视了疫情期间很多虽然很小但有巨大的温暖人心力量的事件，沉溺于利用弱势群体在疫情之中挺身而出的反差感，进行过度渲染和煽情，制造“带血的感动”来提升媒体关注度。

（三）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对自身功能产生认知偏差，新闻自律意识淡薄

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竞争日益激烈，媒体在报道捐款老人善举的同时，不忘对他们的生活环境进行特写，如环卫工的破衣烂衫，残疾夫妻的辛苦劳作等等，仿佛他们越落魄，捐款行为就越能“感动中国”。媒体的笔调过分露骨，刻意渲染悲惨，新闻自律意识淡薄。

同时，媒体自以为满足了受众对“为大国奉献小我”的感动故事的心理需求，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对报道对象的过度关注，捐款老人的私人内容被放大。大众传媒对自身应该发挥引导舆论功能产生认知偏差，导致老人捐款背后涉及的公共问题的舆论引导被弱化。

（四）受众对正能量故事的需求和窥探心理，过分依赖大众传媒，欠缺分辨和审视信息能力

“老人捐款”相关新闻的大量涌现发生在疫情的爆发期，人们足不出户，只能依赖网络获取信息，人人自危，被各类负面新闻冲击后，刚好需要一些正能量的故事来慰藉心灵。同时人性中的窥探欲作祟，希望获得更多关于捐款老人的私人生活信息，借以挖掘捐款的“真实目的”。

此外，身处信息爆炸时代，公众对新闻事件的把控能力良莠不齐,部分受众过于依赖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缺乏分辨和审视能力，容易被舆论裹挟。

二、利弊分析

（一）利

有利于树立社会榜样，引导社会主流文化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重大突发事件期间报道此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事件，有利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鼓励民众互帮互助、积极抗疫。

（二）弊

1.过于强调被报道人物的社会身份，“打感情牌”，形成强烈对比

捐款是善举，作为社会帮助和保护的群体之一，“拾荒老人”、“环卫工人”等经济条件较差的老人群体的捐款显然比有富裕人士捐款更具感人元素。媒体报道中倾向于这种反差的呈现，致使报道偏向于情感软文，煽情过多使得新闻失去了些许客观真实。

2.夸大渲染事件细节和人物情感，着重营造“舞台化”效果

“捐款遭拒大哭”、“扔下钱就走”，新闻标题中夸大甚至捏造事件细节，试图还原现场实则造成“戏剧化”效果，吸引眼球，虽然是宣传正能量，但仍有炒作之嫌。

3.过多报道老人捐款，导致“正能量疲劳症”

疫情期间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红星日报、新京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老人捐款”，在引导社会舆论、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虽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大量报道容易使得受众对此类报道产生“疲劳”，传播效果反而减弱。

4.媒介逼视造成大众传媒功能的失调

在传播过程中，受众的注意力有限，对私人领域“过度”地关注，必然会导致对涉及到公共问题本身的思考减少。媒介逼视热衷于对私人事件的细节渲染，着重营造“舞台化”效果，因而容易忽略私人事件背后的公共利益。此次事件中媒体对老年人捐款的大肆报道，包括对其生活状况、捐款金额的细节描写，无形之中在引导着错误的舆论，削弱了大众传媒的正面引导作用。

5.媒介逼视造成社会功能失调

公众的“纵容”、媒体平台的不重视使得媒介逼视在近几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上自官绅富户，下至普通百姓，均是媒介逼视的“潜在”对象。媒介逼视的泛滥使得人人自危、 谨言慎行，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良性互动。人们根据各自的经验、直觉选择信息，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 媒介逼视在报道中往往人为地划分出“我们”和“他们”，受批判对象属于“他们”，媒介和大众则属于“我们”，这种划分无疑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容易引发争端与敌对。

三、启示体会

（一）媒介创造新情境影响事实对象

媒介情境论。媒体理论家梅罗维茨指出，媒体可以展示或隐藏某些东西，从而创造出新的情境。媒体新情境可以轻易聚集起海量观众，并且具有“舞台化”效果。当媒体将老年人的捐款行为不加保护地强行曝光于媒体新情境时，被报道对象在原有私人情境中的角色行为一旦不能适应媒体新情境的社会期待就会感到有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个人或被迫改变原有角色行为以适应新的期待或因无法完成转变而感到窘迫和不安，在无形中迫使更多地老年人进行捐款。

（二）新媒体对媒介逼视的加持

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信息的传递变得简单快捷，智能手机的便捷让人人都可以发布观点并表达情绪。相比传统媒体的单一传播模式，伴随网络兴起的新媒体传播模式就显得复杂许多，消息来源广泛，消息主体多元，传播渠道四通八达，传统媒体环境下行之有效的“把关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失去“法力”。传播方式开始转化为“谁第一时间释放了信息，谁就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因此在此次事件中，除了传统媒体的报道，在微博等渠道上的新媒体报道对媒介逼视起到了加持作用。他们的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且时常断章取义、大肆渲染、添枝加叶、突出重点，极容易占据舆论制高点，进一步强化了媒介逼视的效果。

（三）媒介逼视迫使人们产生身份认同

社会学家戈夫曼在他的“拟剧理论”中提到“前台”与“后台”。 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符合人们对其角色期待的形象。后台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的场合。当媒体将原本属于后台的私人行为展示给公众时，由于这些后台行为不符合前台及公众对其角色的期待，使报道个体产生焦虑不安的心理体验。个体为了减少压力会被迫改变行为方式以符合大众的期待。比如此次事件中老人捐款是一个私人行为，但媒体将这个私人行为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公众，给当事人及与其身份相同的老年人造成心理压力，甚至给其他公众也带来了心理负担。

四、相关对策

（一）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1.新闻机构应该加强新闻自律，遵守新闻道德伦理规范。新闻伦理和单纯的道德规范不同,国家虽然没有出台法律,却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监督。新闻机构一旦出现错误行为，自律机构会通过批评甚至法律手段进行纠正。

2.转移注意力，从私人领域转回公共领域。对于涉及到公共道德的问题,我们应当致力于对事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症结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陷入对私人领域无节制窥探之中。在“拾荒低保老人为抗疫捐出20万”的新闻事件中，主流媒体为渲染感动，不仅公开了老人的长相，还公开了老人的居住环境照片。私人情境遭遇“前台化”处理，在无形之中让老人承担了社会舆论的目光，变相侵犯了老人的隐私。同时，媒体通过报道、评论使拾荒老人陷入“不要再宣传老人捐款”的道德困境与话语困境，形成某种舆论施压。媒体报道的内容应当是老人捐款背后的社会性根源问题，而不是对表面现象的揶揄。

3.协调新闻权利与责任的关系。出于责任与道德层面，在一个愈加文明的社会里，尊重私人空间，恪守人文情怀成为必然趋势，媒体有报道拾荒老人捐款的权利，但同时要承担保护老人隐私的责任。如何在权利与责任之间找到动态平衡，重拾环境守望、社会协调功能还需媒体慎为。

（二）从受众的角度来看

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当下的网络空间是开放的,网民对新闻事件的把控能力良莠不齐,大众对新闻事件的见解在大众传媒中起推动作用，甚至成为引导舆论的主流。所以，民众要自觉辨别和审视信息,培育基本的媒介伦理意识，在面对舆论的冲击时，理性对待舆论、坚定正确的立场,在满足基本知情权的同时不要过分窥探报道对象的私人领域。

五、相似案例比较

2011年10月22日晚，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王娟的家中一通乱砸并对她进行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化名）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

《南方都市报》11月8日最先进行报道，题为：《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内容包括：“杨武绝望无助,痛哭流涕；“杨喜利将王娟像小鸡一样抓起,毒打十几分钟后,从后面搂抱、强吻和乱摸。” 等隐私的细致描写。次日，《南方都市报》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报道：“‘我是世界上最窝 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

大量媒体在报道中未对杨武及家人使用马赛克遮挡，并闯入杨武家门，要求躺在床上已经有精神失常迹象的妻子回答隐私问题。有媒体报道有传闻说杨喜利与受害者有通奸关系，对此杨武妻子不堪其辱试图割腕自杀。

（一）相同点

1.都体现了媒介逼视，媒体利用报道权对私人领域僭越，造成个人情景公众化，新闻真实模糊化及媒介功能失调，给被报道个体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

2.媒介都选取涉及道德伦理的新闻事件，通过预设事件“脚本”操控事件走向,借公共利益的名义以强烈的人情味报道事件，引导受众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

3.都在新闻报道中缺乏人文关怀，造成负面影响。媒体宣传老人捐款，曝光其生活、经济状况，缺乏人文关怀和对负面社会影响的考虑。同样媒体公开杨武住址、社会关系等隐私，深入受害者追问案发当时心理，对其造成二次伤害，这也造成极大负面社会影响。

4.媒体过分追求当下商业利益，侵犯私人领域，忽视社会影响，都体现功利主义与媒介对于新闻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忽视。

（二）不同点

1.在疫情期间老人捐款中，社会和其他媒体较快遏制并揭示了其负面影响。而在杨武案件中，记者的大量采访和报道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2.新闻媒体对老人捐款的正面宣传，一定层面有积极作用。但是杨武事件中媒体的一昧批判和曝光，是扩大负面影响。

3.老人捐款相关的报道中对年龄和倾囊相助行为的强调，主要对社会公众尤其老年人群体造成了压力。杨武案件中媒介的报道更大程度上是对杨武及家人造成伤害。

【参考文献】

[1]江作苏,王婷.“新闻逼视”结构演化的发散性探讨[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03).

[2]米惠惠.从网络传播时代的媒介逼视看媒介伦理的建构——以“丁锦昊到此一游”事件为例[J].新闻世界,2014(04).

[3]方佳辰,罗彬.媒介逼视现象的新闻伦理分析[J].新闻世界,2016(12).

[4]鲁文禅.媒介逼视现象的媒介伦理分析——以深圳“杨武案”为例[J].视听,2018(02).

[5]申亚美,赵良玉.媒体暴力与“二次伤害”[J].新闻世界,2015(08).

[6]王妍.媒体逼视与暧昧的真实——论媒介权力与功能的异化及其伦理回归[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