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逼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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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媒介裹挟的认亲之路“孙海洋事件”

作者:胡嘉艺 时间:2022-05-01

【摘要】媒介逼视是媒介环境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本文以孙海洋一家的认亲之路为例,指出新闻报道以及网络上对其的逼视与过度关注,通过其逼视的表现形式,其负面影响和规避的途径来探讨新闻中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媒介逼视造成了舆论失焦,对个体施加压力,媒介审判等负面影响,为了规避媒介现象的发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不仅需要新闻媒体增强主动设置议题的能力,还需要对社会化媒体平台的管控,需要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

【关键词】媒介逼视全景敞视个人隐私

【Abstract】Media compulsion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media environment. This paper, taking sun Haiyang's family's way of recognition as an example, points out that the news reports and the network to their intense scrutiny and excessive attention, through the manifestation of its intense scrutiny, its negative impact and avoidance of the way to explore the ethics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news. In order to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media phenomena, efforts from all aspects of the society are needed. News media not only need to enhance the ability to actively set topics, but also need to control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improve the media literacy of the public.

【Key words】Excessive media exposure;Panoramic open view;Personal privacy

【案例简介】

2007年孙海洋带着妻儿举家来到深圳闯荡,10月9日这天,四岁的儿子孙卓被人贩子拐走,孙海洋夫妇长达十四年的寻亲之路开始。

2014年,以孙海洋为原型故事的电影《亲爱的》上映,电影引发公众对于“拐卖儿童”事件的关注和热议。

2021年12月6日,在深圳市公安局,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终于见到了丢失14年零57天的儿子孙卓。12月7日,孙海洋夫妇携孙卓回到监利老家与爷爷奶奶团聚,认亲过程和孙家摆答谢宴被新京报等媒体全程直播,一些自媒体自行前往孙海洋家中,对其进行直播,一位男主播反复向观众强调孙海洋希望他们来直播,吸引了网民积极围观。

在认亲直播中孙卓表示自己还是想回山东读书,掀起了网民的讨论,网民认为孙卓应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养父母作为买孩子的一方应该处于惩罚。同时网络上也对孙海洋一家家境、孙卓在学校的情况以及孙海洋的女儿和小儿子的具体情况进行讨论。

12月15日,孙海洋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孙卓改变之前的看法,愿意转学到深圳。

12月21日,孙海洋告诉新黄河记者,他跟妻子已经在驾车来山东的路上了,孙卓被接回亲生父母身边。

12月27日,孙海洋发微博表示后续不会再公开孙卓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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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南方周末》与澎湃新闻

【案例来源】

请别过度打搅孙海洋一家_上观新闻 (jfdaily.com)

孙海洋寻子认亲事件舆情研究报告|人贩子|拐卖|孙卓_网易订阅 (163.com)

孙海洋事件舆情播报 (baidu.com)

网红直播裹挟下的团圆:孙海洋包容一切视线,唯一不愿儿子摘口罩-上游新闻汇聚向上的力量 (cqcb.com)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SSEBS720552IEEA.html

孙海洋夫妇再次前往山东,这次他要接孙卓回家_媒体_澎湃新闻-The Paper

【案例分析】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今天逐渐走向融合。在万物皆媒的时代,我们在拥有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让渡自己一部分的隐私权。孙海洋一家从寻亲到认亲之路,都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媒体在寻亲之路上帮助孙海洋一家增加了曝光量,帮助孙海洋一家找到走丢的孩子,但在认亲之路的过程中,媒体也让他们一家受到媒介逼视的影响,不得不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对于私人领域的报道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孙海洋一家的故事让更多人关注“打拐”,但过度关注私人领域的报道是否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是否会带来二次伤害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本文将要立足于“孙海洋事件”探析媒介逼视在社会化媒体之中的变化。以及其影响和规避方式。

一、孙海洋事件中的媒介逼视

(一)全程直播与过多的媒介暴露

在孙海洋一家认亲的当天,多个媒体通过直播的方式对其进行报道,网络热度瞬间引爆,媒体的直播从孙卓回老家与家人见面,到孙卓在孙海洋夫妇护送回山东都在媒体的直播镜头之下,对认亲之路进行细节性描述。在直播之中,有见面时深情拥抱的场景,也有孙卓的局促。媒体直播的方式,可以让受众能够直接感受到孙海洋一家的不易与见面时的感动,也能关注到更多被拐卖的儿童,但也让十七岁的孙卓过度被暴露在媒介之下,承受着本不该有的压力。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他的“拟剧理论”中把人的活动分为“前台”和“后台”,媒体的直播将属于后台的私人行为和情感展示在公众之中,使个人的“后台”和“前台”界限被打破,不得不去面对公众的窥视与适应社会情境期望的压力。

(二)独家新闻与隐私侵犯

孙海洋事件是陈可辛电影《亲爱的》的原型,在上映后被大众所熟知,如今孙卓被找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孙海洋事件”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成为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由于媒体具有商业性,为了媒体的生存和挖掘独家新闻,放弃了当事人的利益,对于当事人的隐私进行披露,在孙海洋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不仅对当事人进行报道,还涉及到其家庭成员,家庭环境和经济情况,以及孙卓在曾就读学校的表现情况,孙海洋到深圳后每日的情况。从而也导致了受众将视线从“打拐”转移到关于孙海洋一家家境如何,子女在何就学,是否重男轻女的问题上来,模糊了事件的焦点。媒体在报道中,普通公众应该处于被保护的位置,但当普通人物成为公共人物,对于他们私人领域的过度报道会造成隐私权的侵犯。

(三)网红直播与逼视新形态

随着技术赋能的不断推进,传统意义的媒介逼视得到演变,过去的逼视线是从“媒体——当事人”是单向度的,但如今的媒介逼视不仅包括媒体还包括平台资本、意见领袖和网民等等。在孙卓回到家乡认亲后,不少抖音、快手上的视频上传者聚集在孙海洋家中拍照、直播,甚至为了拍摄到认亲和聚会的场景,进入孙海洋家中,打扰到孙海洋一家的正常生活。孙海洋也对媒体和直播者提出要求希望给孙卓的脸打上马赛克,但是直播者为了可以更快的抓住热点进行流量变现,没有遵照孙父的意愿,依然对孙海洋一家进行直播。《新京报》针对该事件发表评论《深夜跑家里直播,孙海洋一家有不被打扰的权利》。网红的直播将孙海洋一家置身于全景敞视之中,面临着更多风险和道德上的责问。如今社会化媒体上呈现出了媒介逼视的新形态,媒介逼视变得多边化、即时化。

二、媒介逼视的负面影响

(一)细节暴露下的舆论失焦

在媒体报道中,对于细节和私人领域的过度报道会导致舆论发生失焦。在网络直播和相关报道之后,孙海洋一家的家庭信息也被网友不断报关,舆论的关注点本应该在“打击拐卖儿童”本身,集中更多社会力量来找到那些走失的孩子们,而舆论却放在女儿国外留学、小儿子报名多个兴趣班,受众将这些与孙卓在山东的生活进行对比,进行过度解读,形成了巨大的舆论争议。无论是媒体的报道还是受众的对于孙海洋一家的过度关注,都使得他们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对议题的舆论聚焦度。

(二)全景敞视下对个体压力的施加

我国新闻学者陈力丹指出“媒介逼视是公共媒体对于私人领域的僭越,也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媒介逼视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造成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媒介逼视让当事人处于数字化的全景监狱中,他们的言行和一举一动都在大众的瞩目之中,孙卓由于在直播中提出“想继续呆在山东生活”,被网民评论为认贼作父,网民希望孙卓能做出他们理想之中正确的决定,网民对于孙卓的个人选择表达了极端的不满和指责,甚至对孙卓展开谩骂,却忽视了孙卓受害者的身份,而他刚接受此事实并未多久。媒介逼视不仅对他当下的选择施加压力,还让当事人具有转换新情境的不适感和剥夺感。

(三)网络情绪高涨下媒介审判的发生

由于社交媒体的广泛性和匿名性,人们在互联网上更加容易被他人情绪所影响,引发媒介暴力和媒介审判。在媒介逼视下由于被报道者无法反抗,只能默默忍受接受媒介暴力。孙海洋事件中由于媒介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在报道中掺杂情绪与细节性的画面和语言,在一时间引爆网络热点和情绪。网民在网络上发泄对于养父母以及拐卖孩子的人贩子的愤怒,在微博上发起#支持买卖同罪#的话题,希望用法律来处置类似现象的发生。但媒介本身并不能越过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律方面的审判,只能从道德方面进行评价,网友的媒介审判未能完整考虑到现实和法律程序的情况,从情感单一下结论,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三.媒介逼视的解决措施

(一)新闻媒体增强主动设置议题能力和新闻自律

新闻媒体有报道事实保障公众知情权的责任,但是新闻媒体也必须怀有社会责任感,要对公众负责,对被报道者负责,媒体要主动进行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在公众舆论失焦之时,增强主动设置议题的能力,把公众的注意力拉回关注点本身。如在对孙海洋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应该减少对无关信息的过度聚焦,主动报道有关“拐卖儿童”的议题,增大那些还没有被找回的孩子的曝光量,通过一系列的媒体报道引发公众关注,同时对于公众有关“买卖同罪”的诉求也要及时进行回应,对公众舆论失焦的现象进行有效引导。同时新闻媒体在进行报道时要加强新闻自律精神,在报道过程要遵循最小伤害原则,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重合的部分,要遵循适度原则,减少报道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部分。

(二)加强对社会化媒体平台的管控

在孙海洋事件中,社会化媒体中大量网红参与到了直播之中,将孙海洋一家的隐私暴露在互联网中,从全红婵一家成为网红直播打卡的地点到如今自媒体用户为了博取流量直播孙海洋一家,呈现出新闻娱乐化和尼尔波兹曼所提出的娱乐至死的趋势。需要加强对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的治理,对于此类账号及时封禁进行处罚。相关部门需要增强法律和法规的调控功能,完善伦理道德原则及其法律规范,政府要对直播平台加强管控,对违背规定的平台进行检查和处理,防范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三)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

媒介的发展扩大了受众的话语权,让受众可以对不同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维护了用户的监督权、知情权等等,但也将受众变为媒介逼视的主体“围观者”,随着智能移动设备的发展让网络的使用门槛逐渐变低,受众的素质参差不齐,媒介逼视现象在今天变得尤为严重。受众需要增强自身媒介素养,不透露他人和自己的隐私,在网络群体极化时,能够保持理性思考,学会多方查证信息,识别谣言,不传播谣言,并且受众需要对媒体进行监督,促进媒体行使自己的社会责任。

四、结语与反思

对于孙海洋事件,我们除了对认亲过程的关注,更需要去关注认亲过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户口迁移问题、上学问题、以及孩子在新环境的适应问题,也是媒体需要后续报道和关注的内容。对于孙卓和孙海洋,我们需要给予他们更多时间去接受去思考,而不是用舆论让压力压在作为受害者的他们身上,他们需要更多的空间来疗愈这十多年的伤痛。寻亲之路并未完美结束,它还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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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文禅.媒介逼视现象的媒介伦理分析——以深圳“杨武案”为例[J].视听,2018(02):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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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佳辰,罗彬.媒介逼视现象的新闻伦理分析[J].新闻世界,2016(12):82-84.

[6]张莉,张林霞.关于媒介逼视现象的反思[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23(03):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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