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移动新媒体的不断扩张，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新媒体的出现也使得舆论环境更加复杂。继2009年微博创办后，微信朋友圈等功能也相继出现，人们发表个人观点的门槛越来越低，“人人都有麦克风”让网民接收到的信息更加多元，从而更愿选择自己相信的真相，情绪也被逐渐放大。真假参杂的信息给新闻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影响着舆论环境和整个社会。基于此背景，本文以“呼和浩特女子坠楼”事件为例，研究媒介后真相的成因及影响，并从多个角度探讨对策。

【关键词】媒介后真相；社交媒体；舆论引导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new mobile media, the traditional social life style and people's way of thinking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The emergence of new media also makes the environment of public opinion more complex.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Weibo in 2009, functions such as wechat moments of friends have also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The threshold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opinions has become lower and lower. "Everyone has a microphone" makes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netizens more diversified, so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choose the truth they believe, and their emotions are gradually amplified. The mixed information of truth and falsehood has brought great impact to journalism, affecting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and the whole society.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takes the incident of "Hohhot woman falling from a building"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causes and influences of post-media truth, and discuss countermeasur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Keywords】Post-news truth; social media;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案例简介】

案件发生的兴光A9小区10月26日被确定为高风险区，实施区域封控措施，楼道单元门未从外上锁，也未用挡板封死，在单元门外围设置隔离围挡，围挡门安装可从外面打开的插销。

死者王某芝（女，55岁）和次女王某花（29岁）居住在该楼栋2单元12楼，二人核酸检测结果一直为阴性，从未对其住所进行过消毒消杀。2019年6月3日，王某芝被诊断为“焦虑障碍，未特定”，后两次到院治疗，并遵医嘱服用治疗药物。

11月4日上午10：13，死者次女王某花联系物业经理张某某，称其母亲精神崩溃，张某某询问是否需要呼叫120，对方回应“没事”。当日下午17:13，王某花再次联系张某某，称其母亲出现严重焦虑和自杀倾向，要拉着其一起死。张某某建议拨打120去医院治疗，两人协商后，王某花回复“我找人打吧”。

17:23，死者长女王某荣（35岁，目前在海南居住）从海南拨打呼和浩特市120急救电话，称其母亲有精神病史，持续情绪激动、有轻生倾向，要求120派车送往医院，调度员哈某某评估后判定该患者为非急危重症人员，并提出要与当事人或身边亲属取得联络，但王某荣因怕引起患者情绪失控未同意。调度员随即建议做挂单待派处理，王某荣表示同意。期间，王某荣再未要车。

17:31，死者次女王某花又一次微信联系张某某，称已拨打120急救电话，要求物业派人在门口接领救护车。张某某随即安排武某某到小区门口迎候救护车，并回复王某花，已派人并通知社区。

17：32，武某某赶到小区门口迎候救护车，并同时联系社区网格员田某某，向其报备相关情况，但田某某未向社区报备，也没有前往王某花家中了解、处置相关情况。

18:04，死者王某芝从其家中12楼坠楼。据死者次女王某花陈述，近期曾与其母多次发生争吵。她到客厅给手机充电时，其母亲突然从卧室坠楼。

18:07左右，小区志愿者任某某发现2单元门口有人坠楼（后证实为死者王某芝），随后赶往小区门口通知武某某和小区门房值守人员夏某某。武某某拨打110报警。

图1：图源自微博截图

18:10左右，夏某某在赶往2单元时听到隔离围挡内有人在拍门呼叫，打开门后，发现围挡内无人、呼叫人员已返回楼上。

18:14，王某花在业主微信群发消息，要求打开围挡门。

18:15，出警民警到达小区，赶到事发现场开展处置工作。

18:39，两辆120救护车相继赶到场，医务人员判断坠楼者已无生命体征后，宣告死亡。

【案例来源】

https://m.weibo.cn/1642512402/4832771527414760@中国新闻周刊

https://m.weibo.cn/1305535363/4832769597246616@内蒙古综合新闻网

【案例分析】

一、成因分析

（一）大众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及网络虚拟环境带来的“言语自由”

 

图2：源自微博截图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社交媒体的快速兴起使大众的话语权拥有更多向下向四处流动的可能性，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与接收者，“人人皆记者，人人皆法官”的现象日趋平常。但是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许多未经仔细甄别与确认的消息四处漫天飞，其中更不乏数以千万计的子虚乌有、凭空编造以博取大众眼球和流量获利的谣言，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洪流。网络谣言经常发源于网页资料、网络聊天室、贴吧等地方，但网络谣言的起源却通常无法查证，互联网的虚拟性滋生了“我就是上帝”虚空判案却无需负责，无所畏惧的邪气，某些自媒体甚至为了迎合大众低级趣味与好奇心不择手段。谣言产生后除了以网络媒体传播外，也会从虚拟世界进入现实生活，传播的途径延伸不断，非单一通道的传播模式使网络语言环境难以得到理想的治理效果。

同时教育背景、生活经历与人格认知观念等的不同塑造了用户参差不齐的媒介信息素养，大众对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与评估能力有高有低，也直接导致人们在网络环境中的态度和行为受到影响。媒介素养较低的网络用户通常会对某事件持有刻板影响，即使并没有了解某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整合信息能力的匮乏与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发展水平不高，使得他们自身作出对事件的错误评判并极大可能将自己并不理性、正确的分析传播给周围大众。当前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缺乏对事实的分析，缺乏对真相的追求，缺乏对理性的敬意。

（二）新冠疫情下大众的焦虑与同情被无限消费，成为博取热度的牺牲品

图3：源自微博截图

谣言的产生并在同源社会媒介中流传是由于传播者的强烈兴趣造成的。有时候兴趣与谣言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我们可以把谣言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完全的主观情绪状态的投射。借助社会大众的情感共鸣造势成为一些自媒体博取眼球选取手段的不二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各地政府为避免疫情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及人民群众安全采取限制出行，隔离封控等措施应对疫情，但长时间的隔离封闭式环境带来了心理上巨大的焦虑与抑郁。与此同时，疫情下的国外的人们仍然像疫情前那样学习、工作、生活，对比自己和周围人被疫情剥夺的正常生活，较大的反差使得心理上的不平衡愈发显著，焦虑心情也随之产生，这是一种情绪反应，既有生理的紧张、神经的紧绷，也有心理的担忧、恐惧与害怕，同时也可能带有行为上的回避与社会功能的减退。面对新冠疫情下的不确定性，愈发珍惜疫情前的正常生活，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于是大部分群众借助网络了解周围，了解世界。

而当大众看到 “单元楼大门从外上锁”、“防疫人员入户消杀导致坠楼”言论时，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受到如此时，内心仅存的温暖与平静被消磨殆尽，产生的极大同情力使大众不自觉的情境代入，情感上的共情使压抑许久的焦虑与不满一同爆发，形成不可阻挡的舆论压力，压缩了理性分析事件的可能性。

（三）服务滞后与社区条约、急救相关制度的短板与不足

物业管理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反应迟缓、应对不力，对突发事件缺乏敏感性，在得知死者有自杀倾向后，没有第一时间入户进行现场干预并上报，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暴露出小区物业服务滞后、社区工作存在短板，也反映出120急救调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工作中存在的“可急可不急”“疑似从无”的思想未能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工作态度上的懈怠与实际行动的拖延缓慢导致错失拯救群众生命的机会，基层工作人员的培训是否达标，通过考验的人员是否真正将培训内容牢记于心，自上而下层层组织的服务是否有温度、是否真正拥有带着责任和感情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心，这些都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否则悲剧将不断重演。

二、影响分析

（一）虚假信息泛滥干扰舆论，危害社会秩序

许多新闻事件发生后网友就会因一段视频、一段语音或者聊天记录等新闻事实中的一部分碎片，被一部分人煽动情绪去传播一些偏离事件原本真相的内容，将客观事实和理性思辨抛之脑后，去网络上宣泄自己的情绪。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很容易影响其他人的情绪，干扰舆情。而等事件真相大白之后，传播者往往就会“刷脸”退出舆论广场，只剩受众在事实面前戴着有色眼镜猜测。在此案例中，最初网传的视频中，听到死者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把门打开，把单元门打开，我求求你们把门打开，我求求你们了，快点把门打开”“我妈妈是不是没有了呀”。该视频一发出，网络上便传言当地焊死单元门、“强盗式”入户消杀等，更有甚者说这个视频中的女孩子才上初中，母亲当着她的面跳楼自杀等，迅速引发舆论热议。一时间，疫情防控与舆情处置的双重压力，使得呼和浩特陷入舆情风暴中心。其中虚假信息的存在与扩大，引发了公众担心、质疑甚至不满的情绪，尤其在如今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政策下，涉疫舆情的影响力扩大，极易引发公众舆论，甚至危害社会秩序。

（二）涉疫舆情引发民众对党和政府不信任，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公信力

“人不信不立，国无信则衰”，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执政的生命之源。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产生，政府公信力建设越来越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新冠疫情，作为近年来我国遭遇的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对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得民众对于政府公信力的关注度迅速上升，对政府公信力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呼和浩特女子坠楼事件中，随着网络视频的迅速传播，谣言四起，不明真相的群众认为该女子是因为防疫政策“一刀切”，防疫工作影响了正常生活才产生抑郁以致跳楼自杀 ，纷纷将矛头直指当地防疫工作者及政府，甚至质疑当地防疫政策，对政府做出的相关决策也产生误解，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三、应对措施与建议

（一）制度层面：完善法律体系，加强社会监管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后真相时代”对现有的法律法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加以监管治理，网络平台将会成为谣言发酵和情绪宣泄的温床。我国当前主要以国家的行政力量来对网络环境进行监管，如中央网信办、宣传部等，并通过立法手段对自媒体、新媒体平台的内容发布进行约束，对于恶意煽动情绪和传播谣言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防止不实或不良的信息通过媒体渠道进入公众视野，从根源上遏制由谣言掀起的社会风波。

（二）媒体层面：报道实事求是，视角客观多元

一方面媒体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应该实事求是。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多的采访到与该事件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人物以倾听各方面的声音；在还原真相时，报道应该详细完整，尽量不遗漏任何关键信息。另一方面，媒体在事件真相尚未明朗的时候中应该从客观的角度向公众公布现有的准确信息，从多元的角度向公众分析事件，而不能在未知全貌的情况下自行加以揣测并把个人情感诉诸报道，更不能为了博取流量和热度而传播虚假信息或是通过暗示性文字左右舆论导向，从而间接影响事态发展。

（三）涉事方层面：妥善处理问题，及时回应社会

许多谣言的散布很大程度上与涉事方没有及时澄清或是作出明确声明有关。互联网的传播速度非常快，舆论的走向瞬息万变，如果涉事方未在一定时间内妥善处理并发布相关通告或声明，那么舆论很有可能就在社会大众的主管揣测和别有用心之人的兴风作浪下变得难以控制。受众享有对事情的知情权，而在后真相时代，受众对媒体和涉事方都提出了“快速知情权”的更高要求，涉事方对事件的快速妥善处理，是遏制谣言传播的最佳途径。

（四）受众层面：提高判断能力，理性行使言论自由

互联网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信息获取迅速、言论相对自由的平台，公众在行使自身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应该提升自身素养，提高自己甄别判断的能力，不盲目跟风传谣。另一方面，公众需要保持客观理性，减少负面情绪的传播和道听途说的恶意揣测。这不仅需要受众自身加以约束，还需要相关平台对平台语言环境进行规则设定，对信息的真假进行把关和审核，如要求实名制认证、在评论区开启“评论精选”等，从源头上净化网络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石静.呼和浩特女子坠楼事件：别让情绪先入为主[Z].红网,2022.

[2]中国人民大学.疫情下的政府公信力[J].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策简报,2020(80).

[3]程仕波.论“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引导对策.思想理论教育,2018.9

[4]刘富强.新媒体传播中的新闻伦理问题研究.现代交际,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