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7年的厦门PX事件见证了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也凸显了媒体间的差异。这场由民众通过短信、网络等渠道获知信息，进而“集体散步”，最终影响政府决策，导致此项目迁建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受众民意的日益觉醒，而受众对新媒体的偏好也体现了大众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危机传播中角色的部分缺失。

【关键词】话语缺失；风险社会；民意觉醒

【Abstract】In 2007，the Xiamen PX incident witnessed the media coverage of the crisis events,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dia. The public through SMS, network and other channels to get information, then the “collective walk”, influenc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and ultimately resulted in the relocation project in the event, let us see the awakening of the public opinion. The audience preference for new media also reflects the mass media ,especially mainstream media, lack of role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Keywords】lack of discourse; risk society; the awakening of public opinion

【案例回顾】

厦门市海沧PX（对二甲苯）项目，2006年引进，总投资额108亿人民币，“厦门有史以来最大工业项目”，选址于厦门市海沧台商投资区，投产后每年的工业产值可达800亿元人民币。该项目于2006年11月开工，原计划2008年投产。

2007年3月，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发起，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的“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未获通过。

5月末，群众经通过短信、网络等渠道获得了“散步”信息。连岳等居住在厦门的“社会公知”积极参与。

6月1日，“集体散步”。

5月30日上午，厦门市人民政府刘赐贵市长主持召开了第五次常务会议，研究PX项目建设，决定暂缓建设海沧PX项目。福建省政府要求厦门市在原有PX单个项目环评的基础上扩大环评的范围，进行区域规划环评。

6月7日厦门市政府宣布，海沧PX项目的建设与否，将根据全区域总体规划环评的结论进行决策。同时，由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各方专家，就海沧PX化工项目对厦门市进行全区域总体规划环评。

12月5日公布的环评报告结论为，厦门市海沧南部空间狭小，区域空间布局存在冲突，厦门市在海沧南部的规划应该在“石化工业区”和“城市次中心”之间确定一个首要的发展方向。

12月8日，在厦门市委主办的厦门网上开通投票，有5.5万张票反对，3000票支持。

12月13日，第一场市民座谈会。最终，49名与会市民代表中，超过40位表示坚决反对上马PX项目，随后发言的8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中，也仅一人支持复建项目。

12月14日，第二场市民座谈会。市民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97人参加，62人发言。在座谈中，除了约10名发言者表示支持PX项目建设之外，其他发言者都表示反对。

12月16日，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从民意，将该项目迁往漳州市漳浦县的古雷半岛兴建。

【案例分析】

一、当地传统媒体话语缺失

自从“PX”项目事件走入厦门民众以及全国人民的视野之后，便迅速占领了各大媒介的版面，成为热点话题。对于这个提案，《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都进行了相关报道，这也是广大民众最初从媒体上获知关于厦门px项目的消息。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地是，厦门当地的主流媒体，如《厦门日报》、《厦门晚报》、《厦门商报》对此置若罔闻。对厦门px项目的质疑不是由与之地理位置最近，关系最密切的当地主流媒体报道出来，而是异地媒体首先给予关注。正是由于厦门当地传统媒体话语的缺失，才给互联网等新媒体创造表达民意机会，使得以网络舆论为代表的新媒体民意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决策过程。

新兴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正深刻影响着中国民主政治生态，在民意全面崛起的语境下，官方借力网络所开辟的民意新渠道，与传统“微服私访”、召开座谈会、基层调研、市长热线、问卷发放等采集民意的常规方式一起，构成更加多元化的民意通道。而网络上的个人意见表达,会最终汇聚成网络舆论,反映和代表网民们的意见。网络舆论的形成和汇聚,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传统媒体报道的补充,同时又经过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提炼,使民意最终在情绪化、口水化、愤青式的言论表达中彰显，促使政策信息的公开，最终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由于网络媒体开放、便利等特点，网络民意越来越受到权力主体的青睐。近年来，通过网络渠道“经营”的市长电子信箱、官员博客、网上官民对话、政府网上论坛、网上听证会、网络测评等等，在各地渐成大势。从当下情势看，网络博客、论坛等各种新兴媒体已毫无疑问成为政治决策与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正在积极而深刻地影响着人大立法和决策行为。

二、“厦门PX项目事件”中的风险放大

传播理论认为，信号从信源经由传感器到接收者的过程中被不断过滤、强化或弱化，每个传感器都通过解码与再编码改变了原初的信号。“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将传感器称为社会或个体的“放大站”。在厦门案例中，异地媒体与网络论坛是两个重要的“社会放大站”，它们分别在信息传递与社会反馈阶段以不同的方式阐释某些风险信号，作为社会、机构与文化的产物作用于公众对环境风险的直觉判断。

在信息传递阶段，从信号的重复性看，被网民反复转发或引用的几篇国内著名媒体的深度报道均含有是“危险化学品”、“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致畸率”或“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等刺激性信号。信号的重复、信源的可信度以及信号本身的属性联合作用于厦门事件中民众的风险感知。

从信息的争议性看，异地媒体之间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互相挑战。相反它们在描述的属性以及项目的位置与距离时大多使用厦门大学学者作为单一信源，罕有异地媒体寻求与之地位对等的专家信源去平衡立场。仅有《南方周末》年月日的报道引用了一位要求匿名的中科院化学专家的观点，然而记者的客观报道却为他招徕了网络骂名。

造成多数异地媒体提供的关键信息缺少充分争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记者在敏感时期要求采访地方政府却难以获得及时回应。拒绝与异地媒体互动等于放弃了在重要的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厦门市政府虽然在《厦门晚报》为项目作了辩解，然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媒体往往因为缺乏公信力而难有说服效果。当地政府与媒体没有作为“社会站”在减弱环境风险上有所作为，如此媒体应对也容易让人产生理亏、缺乏自信、信息控制等象征性涵义。另一方面，职业主义的“自治”维度要求新闻报道独立于流行的社会思潮，然而商业化媒体在实施异地监督时多少还有一定程度的民粹倾向。此外，我国新闻业在舆论监督上还存在一个困境：“打草惊蛇”后的政府公关往往导致记者的采访前功尽弃。虽然争议会使公众怀疑风险是否真的被专家们所理解，但在厦门案例中并非信息的争议性引发了人们对未知危险的恐惧，而是高可信度专家单方面的言凿凿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

三、民意的觉醒

网络使普通民众拥有了更加广泛的话语权,为个人意见自由表达提供最为便捷空间和平台。在公共问题形成过程中，民众参与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现代国家里，民众能够通过众多有效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凝聚共识，形成舆论，使国家和政府认识到哪些问题是公共问题，并且应该列入政策议程。作为“耳目喉舌”的传统媒体，理应在此事件中充当“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舆论工具设置相关议程，引导舆论朝着正确合理方向发展。特别是作为当地主流媒体的《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更应当发挥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促进事件朝着有利于民众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传统媒体的滞后和失语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提供了契机，广大民众在网络上自由地发表意见，表达看法。网络舆论的复合性、无边性、自由性加速了这一事件的解决，促使政府迁址公共政策的出台。

案例来源：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

参考文献：[1]彭丽萍.危机事件下媒介差异以及受众诉求——从厦门px事件为例[J].中国公共安全，2008,01（12）：42-43.

[2]邱鸿峰.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与政府传播：再认识厦门px事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08）：10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