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美教师流调报告泄漏事件:特殊时期个人隐私保护

作者:张文薇 时间:2022-04-28

摘要: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国疫情呈现多地局部暴发和零星散发的状态,公民的隐私保护问题进一步严峻,个人的信息和隐私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本文以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流调信息遭受泄漏事件为个例,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澎湃新闻等相关媒体的报道为样本,分析这件事背后所折射的特殊时期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特殊时期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主要在于信息源角度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和隐私数据权属不明以及传播主体角度的媒体对猎奇新闻的追求和受众在疫情期间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于个人隐私的泄漏容易造成对患者的二次伤害和社会上的连锁反应。如何减轻这种危害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疫情;信息泄漏;隐私保护

Abstract: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has become normal, and the epidemic has broken out in many places and is sporadic in China.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privacy is becoming more serious, and the securit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is facing serious threats. This paper takes the leakage of teachers' streaming information of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s an example, and the reports of Beijing Daily, China Youth Daily, Beijing News, thepaper.cn and other related media as samples to analyze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privacy reflected behind this incident in the special period. The problem of personal privacy protection in the special period mainly lies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rsonal interes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source, the unknown ownership of private data, the media's pursuit of novelty n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 and the audience's concern of uncertainty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leakage of personal privacy is likely to cause secondary harm to patients and a chain reaction in the society. How to reduce the harm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KeywordsEpidemic;Information leakage;Privacy protection

图片来源:新京报评论

案例简介

2021年8月4日,北京市新增3例京外疫情关联本地确诊病例,其中一名居住在望京国风上观小区的确诊病例受到了网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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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月4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3流调信息

如上图所示,据媒体此前报道,该病例系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其7月30日乘坐南方航空CZ8804航班由三亚机场至北京大兴机场,与前往张家界旅游的已确诊病例乘同一航班。

8月5日,网上便有流言传出,称该教师独自前往海南,疑似出轨。

图2网传谣言

8月5日晚,该教师马某通过社交媒体回应称,自己是受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邀请前往海南考察,头等舱机票也是邀请方买的,并上传了盖有公章的邀请函,同行的还有一位男教授。他表示,目前谣言已严重影响到自己的家庭,已委托单位针对此事报警。

图3确诊病例发表微博声明

马某在说明中表示,他在回京途中不幸被感染,“我现在一直在发烧,39度多,没精力去关注这些网络谣言。但这些谣言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和我的家庭。”因涉嫌编造“某高校教授携妻子闺蜜去三亚旅游确诊新冠肺炎”的虚假信息,嫌疑人葛某飞被北京西城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来源

1.《北京日报》:《流调信息成“吃瓜”素材,恶意脑补狗血剧?多位当事人发声》

https://mp.weixin.qq.com/s/5917Zslz9WT1WHex_-gAVg

2.《中国青年报》:《流调报告被“脑补”“吃瓜”?当事人发文:已报警》中国青年报

https://mp.weixin.qq.com/s/BQB8FZrOOtF4KgADnDSrKA

3.《新京报》:《央美确诊教师辟谣出轨,少点窥私和脑补》

https://mp.weixin.qq.com/s/FHQllt3xnfPaAFJfZ5D6Yg

4.《澎湃新闻》:《流调报告成“吃瓜素材”,当事人报警》

https://mp.weixin.qq.com/s/jc-KbWN7AQCK5MM2eanN7Q

案件分析

一、央美教师流调报告泄漏事件成因分析

流调报告的泄漏需要从信息源和传播者两方面考虑,信息源是信息产生的根源,传播者是信息泄漏的途径。二者的共同组合给信息泄漏提供可能。

(一)信息源:个人信息利益与公众知情利益之间难以平衡

从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以来,各地民众对公布确诊患者发病期间活动轨迹的呼声越来越高,为帮助公民准确掌握疾病线索,各省市在尽量不透露患者隐私的前提下,逐步公布确诊病例在发病期间曾活动过的场所。如果此类信息不公布,则易造成各类有关感染者所在区域的真假未知信息的流传,反而更容易增加社会恐慌。然而公布这类信息,却涉及到确诊病例个人的私生活信息,这就涉及到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央美教师流调报告泄漏事件就是典型的个人信息利益让位于公众利益的体现,为了避免公众的恐慌,对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进行详尽的公布本无可厚非,但在一定程度上以未经过主体授权的方式损害了教师的隐私权,使其生活被事无巨细地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公民隐私数据的公开与否与公开程度是对执政者执政水平的挑战,即在共同利益目标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信息公开,既能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又能确保不因公民隐私数据的公开而引发安全问题。

(二)信息源:隐私数据的公开范围不明

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对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进行区分成为确保海量隐私数据安全的问题关键。在本次疫情中可能涉及到的公民隐私的数据可以概括为二类,第一类是公民身份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等。第二类是公民活动信息,如车次、住宿信息、出行路线等。多地媒体在疫情期间媒体通报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数量及行动轨迹,公布所乘公交信息,以此寻找接触者,进一步排查可能的感染者。一般来说,信息元素越多,对于主体的识别性越强,通过“姓名+所在市县的村镇或小区”的便可达到识别效果。并且由于一些具体的信息与普遍大众的联系并不紧密,并没有必要向所有的公众公开传播。在本次案例中,媒体向所有的公众都公布了确诊病例的二类信息(不包含个人如身份证号等个人敏感信息),使得人们很轻易地就推断出此人的生活信息,再加上部分公众的妄加揣测,给了虚假新闻增加了信息的可信度。由此,为实现让公民隐私数据更好地服务于疫情防控相关决策,增强决策的科学性的目的,如何动态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成为了本次疫情应对过程中数据管理的重点与难点。

(三)传播者:网友对猎奇景观的追求带来娱乐至死的虚假新闻泛滥

美国媒介文化学者、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其1985年的著作《娱乐至死》一书中解析了美国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得出了由此导致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想、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片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他说,“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对于确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行程轨迹的公布是为了根据感染者的行程轨迹去寻找密接者,从而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而部分网友却缺乏尊重他人隐私的意识,没有认识到造谣、网暴所造成的后果,将流调信息的公布当成了一种消遣、调侃、嘲讽的“吃瓜”素材,妄自评议他人的私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一些无良媒体为了“流量”推波助澜的结果。各种营销号为了吸引眼球,利用公众的猎奇心理,不负责任的大肆传播有关确诊病例的谣言,使虚假新闻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在娱乐至死的传播时代下虚假新闻的泛滥。

(四)受众:新冠疫情期间民众心理状态较差,网民非理智判断被利用

后疫情时代下,社会心理波动较大且不稳定性强,外界冲击和风险感知是影响心理应激反应的稳定因素。新冠疫情的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感染规模等特征影响了人们的心理认知,随着累计确诊人数的逐步攀升,所在地区风险性的增加,民众心理状况也越趋于紧张。处于这种紧张、恐慌的心理状态下,民众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保护自身安全的本能,会增加泄露他人隐私的可能性,对谣言的抵抗力和判断力降低,加剧对新冠患者的人肉搜索,甚至对相关病例抱有歧视、仇视心理。仅仅凭借一份流调信息,就造谣当事人有小三,在正常的情况下纯属子虚乌有,而在后疫情时代却得到大规模传播,网民对于疫情的恐慌和负面情绪使得非理智判断被利用,给了谣言可乘之机。

二、个人隐私泄漏的危害体现

个人隐私泄漏最直接的受害者就在于当事人本身,除此之外,也会因其带来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一)个人影响:对报道对象造成媒介暴力等二次伤害

媒介暴力即媒体报道及受媒体报道所影响的大众或网众对媒介报道事件的行为,包括媒介报道过程中对被报道对象的身份、家庭背景等情况的过度曝光,造成对被报道对象的隐私权的伤害,以及这种行为造成的大众逼视,对事件的各种评论、深挖等行为,对被报道人造成舆论压力等二次伤害。在此次事件中,由于网友对确诊患者的妄加揣测,使得其在接受新冠肺炎治疗的同时还承受着网络暴力的二次伤害,正如其在声明中强调“我现在一直在发烧,39度多,没精力去关注这些网络谣言。但这些谣言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和我的家庭。”

(二)社会影响:损失媒介公信力,影响防疫进程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早已注意到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但由于后疫情时代个人利益需要让位于公众利益,在特殊的时期不得已需要将个人的信息进行公开。但是如果出现诸如信息被公开后被造谣污名化的行为,一方面会使受害人产生不愿意配合疫情需要的反抗心理,另一方面还会使公众不再信任媒体所发布的信息,不利于防疫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三、破解个人隐私泄漏困境的建议设想

(一)从信息源头保护隐私数据

1.制度层面:明晰信息公开的范围和种类,有针对性的进行信息公开

新冠确诊病例在没有被确诊之前的疾病传播途径主要有两种:出行和无意识接触,所以行政机关对确诊病例信息公开的层面应该是身份信息和线下轨迹两种。如前文所示,个人的直接身份信息元素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工作单位信息或学籍信息等间接方式予以识别身份。线下的行动轨迹则包括车次、住宿信息、出行路线等。

行政机关对身份信息的公开应是防止确诊病例将疾病向其周围人群的扩散,因此对身份信息的公开程度只需要使其周边人群识别即可,无需在互联网上大肆传播。对线下行为轨迹的公开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相同轨迹出行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此时信息公开的重点是增强相同出行轨迹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但此时的重点并不是对确诊病例的身份识别,因为具有相同出行轨迹的人群对其识别能力较弱或者根本不可能识别,因此对线下行动轨迹的公开应详尽确诊病例的所有车次信息,住宿信息。所以,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妥善的信息公开范围为:对于确诊病例周边的人公开:姓名+所在市县的村镇或小区+往返目的地地信息+车次信息+住宿信息(名称),对于社会普遍群体只公开:往返目的地地信息+车次信息+住宿信息(名称)。

2.立法层面:完善个人隐私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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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个人信息保护规定

其实,早在2020年,我国为了进一步加强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个人信息保护,已经积极出台了针对性的规范文件。但其中并没有具体涉及对信息进行造谣、捏造的相关法律。也给了妄图通过他人的流调信息吸引流量的造事者以可乘之机。我们可以在后续的立法过程中,增加关于这方面的立法保障,使得确诊病例没有后顾之忧,不给乱用他人个人信息的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二)从传播主体规范用户行为

1.受众层面:提升媒介素养,厘清公私之分

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应更注重用户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素养,对不能验证其真实性的信息,以及有损他人权利,危害社会安全的言论等,网民应不予转发。无论什么时刻,我们都不应该对他人的个人隐私妄加揣测,明白公众与私人的界限,不要伤害他人,未来也不会伤害自己。

2.媒体层面:多方面核实真相,构建新的媒介伦理

在大数据时代,绝大多数的信息传播都依赖大众传媒。而患者的信息泄露以及随之带来的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负面影响往往也通过媒体发挥作用。媒体作为信息时代最有效的传播手段,应把社会效益、政治意识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对发布的信息加大审核力度,断绝违法信息的传播渠道。

此外,为了适应新的媒介环境,传媒行业应合力建构新的媒介伦理,这既应包括显性、表面层次的技术伦理和职业伦理,也包括隐形和深层次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在后疫情时代,媒体更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素养,厘清报道的边界和尺度,在不伤害报道行为主体的前提下向受众提供信息,用传媒的力量守护人的价值。

四.相同案例比较

8月2日,武汉公布了7例关联淮安病例的活动轨迹,其中确诊男子唐某7月27日在荆州高铁站候车时,与淮安某旅游团存在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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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月2日武汉公布确诊病例唐某行动轨迹

随后,网络上出现各种消息称唐某在27日至28日两天时间里,跑遍了武汉三镇,期间还约见了两名女子。网传信息还称,这两名女子分别为唐某的“前女友”和“现女友”,唐某7月27日晚在“前女友”住处留宿,7月28日和“现女友”一起逛汉正街。

8月5日,该事件进一步发酵,唐某被部分网友戏称为“武汉海王”。

8月5日下午5时许,网传的唐某“现女友”@瑞拉要上大学发布微博回应称,自己与唐某仅为普通朋友。双方通过兼职认识,并无男友在常青南园。随后,唐某和网传的唐某“现女友”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名女性只是他的好朋友,此番言论是谣言,正在搜集证据,准备起诉造谣者,希望相关部门追查造谣者的责任。

相同之处

两个案件都涉及新冠确诊患者流调信息被泄漏,遭遇网友无端猜测,使其遭受网络暴力的问题。

不同之处

央美教师事件遭受网络暴力主要在于他本人,而武汉确诊病例唐某则是自己和与他相关的两名女子都被网友进行人肉搜索,遭受网络暴力。除此之外,两个案件发生的时间相近,但是对于问题的处理速度却不同。武汉确诊病例唐某在行程轨迹被网友妄加揣测的第三天才回应,此时的舆论已经发酵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对他本人及相关联的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而央美教师则是在8月5日自己被污名化的当天就即使回应,制止了谣言的进一步扩散,使得误报与更正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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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东方.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隐私信息公开的限度及优化路径[J].情报杂志,2020,39(08):1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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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法规调整的考察与思考[J].中国广播,2021(04):77-80.

[9]王颢曈.疫情防控下的公民隐私保护问题研究——以“人肉搜索”事件为例[J].南方论刊,2021(06):63-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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