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4月，印度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西方媒体存在肆意闯病房、拍遗体等大量践踏新闻伦理的失当行为。这些失当行为不仅对逝者家属的二次伤害，也是西方国家对“远方”的错误想象与媒介帝国主义的体现。同时，这些展现死亡的图片也是我们再次思考“死亡”这一特殊的新闻报道领域

【关键词】死亡；灾难；媒介帝国主义；图片新闻；新闻伦理

【Abstract】When the second wave of COVID-19 broke out in India in April 2021, Western media outlets trampled on journalistic ethics by wantonly entering hospital rooms and photographing bodies. These improper acts not only hurt the bereaved families twice, but also reflected the western countries' wrong imagination of "far away" and media imperialism. At the same time, these images of death are also an area of journalism in which we think again about the special nature of death.

【Key words】Death Disaster；Media Imperialism；Photo Journalism；Journalism Ethics

【案例概述】

2021年4月，印度爆发新冠病毒的第二波疫情，单日新增病例逼近40万。据美国石英财经网报道，印度北方邦农村地区的医疗基础设施已经不堪重负。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人们正像苍蝇一样纷纷死去。英国《金融时报》4月26日发表社论称，印度民众在第二波新冠疫情中的遭遇是一场惨痛的人间悲剧。

与印度人民水深火热的境况相对的是，西方媒体在印度疫情中肆意闯病房、拍遗体等大量践踏新闻伦理的失当行为——他们冒冒失失地冲进医院急救室病房，把镜头对准那些被巨大压力压垮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新闻报道中包含大量遗体照片和悲惨画面，视觉冲击力强且不带丝毫掩饰；他们围绕着刚失去亲人的印度人进行采访，将悼念亲人之死的私密场面展示给欧美的观众们看。

但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在报道本国因新冠疫情而死去的民众时，却隐晦而充满人文关怀意味，其报道图片很少直接展现死亡，而是通过一些象征符号和语言叙事使读者明白报道所指。至此，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新闻报道与国际传播中的双重标准昭然若揭。这也引发了我们对灾难报道、死亡报道、图片新闻的新闻伦理与道德的思考。

【报道来源】https://m.sohu.com/a/466605699_617717/?pvid=000115_3w_a

【案例分析】

一．生与死

生与死，是人类生活的终极命题，我们自出生起，就走上了一条逐渐接近死亡的不归路。生活中的一切行为、事物、符号，都无不包含着死亡的意象。死亡，灾难，在任何一种文明里，都是需要谨慎报道和传播的。一方面，逝者家属需要被安抚，大众朴素的同情心应得到慰藉；另一方面，有一些死亡又天然携带大量的新闻价值，能够对社会起到教化与警示作用，这是矛盾之一。第二点矛盾在于，大众厌恶赤裸裸展现死亡的记者与摄影师，但他们又对这样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照片抱持猎奇心理，否则此类报道不会冒着被骂风险而成为流量密码。所以，关于死亡、关于展现死亡的新闻报道图片，所涉及到的新闻伦理与道德是值得我们来探索和厘清的，也只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与各类争议性意见沟通协商，才能做到令社会认可与尊重的“死亡”新闻报道。

二．具体案例伦理分析

说回前文的具体案例，仅就此情此景而言，西方媒体的行为毫无疑问是伦理失范的，可从以下六个角度分析：

（一）最小二次伤害：亲人的骤然离世已是极为沉痛的打击，西方媒体的长枪短炮、不合时宜的采访、对隐私权的过度侵犯则造成了二次伤害。

（二）勿扰悲痛原则：与上条类似，尽管媒体机构特别是传统媒体更希望在灾难报道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做出系统性的深度报道，对遇难者或其家属进行采访，但把握不当与操之过急时会侵扰悲痛。

（三）个人隐私权：尽管国际社会有了解印度疫情严重性的公众知情权，但不能用简单粗暴的“以多对少”来侵犯印度民众的隐私权，尤其是那些逝者，那些在抢救室和葬礼现场未经模糊处理的面容，是西方媒体对个人隐私权的一次肆无忌惮的侵害。

（四）避免过度接近伤亡者：此条同上，此处对“过度接近”的避免既包括摄像机等采访工具对悲痛场景的适当远离，又包括对某些不得不报道内容的模糊处理。

（五）波特图式

1.定义：前文已阐明，此处不再赘述

2.价值观念：西方媒体在报道印度疫情时，可能遵循了两项价值取向：新闻价值和商业价值。其一，他们认为那些极为沉痛且令人震撼的图片具有接近性、时0效性、接近性有较大的新闻价值（或许还掺杂了西方世界“包管一切”的傲慢与膨胀的“社会责任感”）；其二，抢救室、火葬场、宗教悼念仪式等跟死亡相关的场景，既有着十足的视觉冲击力，又可满足欧美观众对异域文化落后粗蛮的想象，这显然对提高点击率意义重大，因而又极具商业价值。另一方面，西方媒体没有遵循的价值观念是道德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

3.伦理准则：西方媒体在这项报道上遵循的应是穆勒的功利主义原则，尽管让小部分印度人感到不适，但整体上更多受众的“知情权”得到了保障，更多地区受到了印度疫情失控的警醒，是符合“最大幸福原则”的。另一方面，这些照片的发布对小部分人心灵的巨大创伤，是一种“恶”，是违背康德的“绝对律令”的。

4.忠诚归属：西方媒体可能首先选择了普世意义上的“社会”与欧美受众来负责。另一方面，最大的忠诚没有归属于印度的遇难者与其家属。

（六）新闻图片的伦理历史：

1964年，Curtis Mac Dougall的《新闻业及其问题》一书中指出， 摄影师应当对其工作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多加考虑，这是新闻图片伦理研究的开端。1978年，Horold Evans提出了暴力、对隐私权的侵犯、性与公共道德、图片造假这四个伦理学需要关注的领域。1986年，Frank Hoy在《图片新闻学：一种视觉视角》中提到了经久争论的热点话题：摄影记者拍还是不拍？最终他得出的观点是：应该先拍，再考虑。因为拍了尚有考虑的机会，但不拍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现当代社会，随着拍摄技术与设备的发展，以及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任何事件的相关图片与视频都不可避免地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上，也包括刻画死亡与灾难的图片，如何在当下革新与丰富新闻图片的伦理意涵，是极为关键的。

三．西方媒体双重标注的原因分析

但西方媒体并非不懂得以上新闻伦理与规范，其例证是在欧美国家同样因为疫情人员伤亡众多时，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并没有存在上述触目惊心的新闻图片，而是隐晦的死亡叙事，在能使受众明白死亡主题的前提下，极尽可能地温情与含蓄。下图是《时代》杂志在美国疫情相关报道中，以草地上的空椅子代指当时因新冠疫情死亡的20万美国民众（截图自《时代》）：

在我看来，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可能存在以下两个原因：

（一）流量与生存

新闻行业的竞争是激烈而残酷的，专业新闻媒体需要与非机构媒体争夺覆盖率、粉丝数、点击率、流量等，而自媒体往往比专业新闻媒体更加灵活多样，也更不受制于新闻伦理与规则，所以一些专业新闻机构屡屡放下身段，降格以求。而报道本国新冠疫情的灾难性后果往往不符合“政治正确”，所以异国尤其无法占据国际主流话语的国家变成了西方媒体的靶心。

（二）文化霸权、媒介帝国主义与西方媒体对远方的想象

西方媒体报道的人类的痛苦、绝望与“愚蠢”大多仅限于他国，例如美国很少在报道中呈现美军士兵的遗体，但是阿富汗人、伊拉克人死亡的照片却充斥着西方媒体。这样的双重标准后果是严重的，因为西方媒体控制了国际主流话语体系，他们形成新闻报道，再左右国际舆论，最终导致事实的歪曲，如埃博拉病毒主要发生在西非的三个国家，但西方媒体影响，很多人认为整个非洲都爆发了埃博拉病毒。

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用媒介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解释跨国传媒的全球化支配现象，尤其强调了美国将自身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美国式的传播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单向传播过程。媒介帝国主义认为，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不平等关系,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主导性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系统产生重要影响。

但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对印度疫情持有如此负面情感的原因，也与印度政府的不作为、懈怠，早期决策失误有关，因为印度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它的第二波疫情失控也累及全球。

四．相应举措

（一）替换照片角度：应当敬畏逝去的生命，报道中不得不涉及相关细节时，可以通过角度变化或选择可替换的图片来报道。如“天津爆炸事故”报道中，《新京报》8月14日A08版刊登的消防战士遗体照片，选择了从群众敬礼的角度来拍摄。

昨日上午，一名消防战士遗体即将被运走，医护人员及市民敬礼送别。

图源：新京报2015年08月14日 星期五_A08版-封面报道 “危险”爆炸 生死20小时

（二）在轻易对“死亡”新闻以及媒体的表现下结论之前，应该更好地理解展现“死亡”这一特殊的新闻报道领域。死亡作为价值最高的一种新闻事实对象，对新闻从业者有强大感召力，因而也成就了很多新闻经典作品，如肯尼迪总统被枪杀的瞬间，如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的《阵亡瞬间》、如美联社记者拍摄“9.11”事件的代表性照片《坠落的人》等等。但在新闻价值之前的是，一些拿“死亡”开涮、炒作、调侃的新闻，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应该禁止。

【其他案例】（与死亡或新闻图片或媒介帝国主义相关）

一、日本“3.11”大地震：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的时候，西方媒体不顾地震受灾群众的感受，报道了太多耸人听闻的“新闻”——它们把为了阻止灾难扩大而留守在核电站内的工作人员称为“核电站最后的武士”，或者是“执行自杀式任务的核电站忍者”。

实际上，当时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并没有造成任何直接死亡的案例。即便这样，西方媒体还是把它拿来跟切尔诺贝利事故作类比，持续煽动国际社会的恐慌情绪，最后导致国外的货船无论离福岛多远，都避开停靠日本的港口，一些国家从日本东京等大城市撤回了本国国民。

二、西非埃博拉疫情：

2014年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病毒大爆发期间，西方媒体的报道也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两年时间，共有11325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3个月以前，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大概仅仅只有2天就达到了这一数字——在当时，西方媒体持续性报道了装有埃博拉死者遗体的裹尸袋以及当地的传统殡葬仪式。

埃博拉疫情：

《纽约时报》关于埃博拉疫情的“走在第一线的勇气”系列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奖“2015年度普利策新闻奖”国际报道奖和专题拍摄奖。图据《纽约时报》

三、上海一少年自杀视频广为流传：

2019年4月17日，上海卢浦大桥上发生一名17岁少年奔出汽车跳桥自杀事件，摄下全过程的监控录像迅速被传上腾讯视频平台，被一些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转发。一些新闻媒体也很快作了报道，转发了视频或者其中主要片段或截图（少年跳桥和母亲扑地悲泣），其中包括有些顶级新闻媒体的客户端和公众号。媒体公然传播这种惨烈视频进行报道的行为遭到舆论批评，有的批评文章点击达到10万＋，跟帖评论无数。腾讯视频当即从平台上撤下了这个录像，但是一些新闻媒体终端的自杀视频一直在网上存在，有的到现在还搜得到。

【参考文献】

[1]王辰瑶.展现“死亡”:一个悖论性的新闻报道领域[J].国际新闻界,2013,35(05):102-111.DOI:10.13495/j.cnki.cjjc.2013.05.013.

[2]陈竽秀.“死亡”呈现的新闻伦理探讨[J].青年记者,2014,No.457(17):26-27.DOI:10.15997/j.cnki.qnjz.2014.17.061.

[3]王钊,顾淑霞.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双重标准”[J].人民论坛,2020,No.675(20):114-115.

[4]刘晶晶,支振锋.西方媒体传播中的双重标准与应对[J].青年记者,2021,No.698(06):21-22.DOI:10.15997/j.cnki.qnjz.2021.06.006.

[5]王军,李曼霞.灾难报道中新闻图片伦理的分析——微博、微信与传统媒体对比[J].新闻爱好者,2016,No.462(06):45-48.DOI:10.16017/j.cnki.xwahz.2016.06.009.

[6]杨雅琼.对中西方新闻图片伦理问题研究的比较[J].中国出版,2010,No.247(14):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