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部描述现代女性北漂经历的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在今年四月份一经上线，立刻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该剧传达出了一种女性必须依靠男性才能取得成功的价值观，而这一对女性的污名化反映了消费时代中的女性处于被“凝视”的位置，同时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话语权缺失的现象。

【关键词】媒介形象；污名化；女性话语权

【Abstract】As a network drama describing the modern women's Beijing drift experience, "Beijing Women's Picture Book", when it was launched in April this year, it immediately triggered a wide discussion among netizens. The play conveys a value that women must rely on for men to succeed, and this stigma of women reflects the“staring”of women in the age of consumption, while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phenomenon of female discourse power is missing.

【Keys words】media image;stigma;female voice

【案例简介】

(图片来自网络)

2018年4月在优酷平台上线的都市女性镜像剧《北京女子图鉴》，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该剧改编自《东京女子图鉴》，讲述了女主人公陈可因不满老家一眼能望到头的人生，从四川来到北京奋斗打拼，一路从小公司前台，外企白领，到商务代理、自媒体，逐步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故事。

在这样一部本应令人“感同身受”的励志大剧中，女主角的“北漂”路，却与普通人的“北漂”截然不同。女主人公陈可与所有偶像剧中的玛丽苏一样，拥有着令人艳羡的金手指，一路开挂，贵人相随，巧妙地周旋在形形色色的男人身边，先是通过老乡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再次通过大老板顺利跳槽，并且最终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然而剧中的其他女性配角似乎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她们只能借助男人的金钱、地位和权力，才能获得想要的生活。身边的同事靠陪睡获得升职，女老板靠前夫出轨的赔偿金获得房子，饭局上的女孩靠着在男人身上下赌注才能赢得未来。

这样不靠能力而靠其他因素取得成功的剧情引起了部分独身拼搏的女性的不满，甚至感到强烈的冒犯。因此有网友表示，这根本不是女性主义，完全是靠男人上位。也有网友认为这部剧是对北漂的侮辱，因为那些真正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女孩，大多没有贵人可遇，只能咬紧牙关，跟这个残酷的社会死磕到底。

【案例分析】

大女主戏的出现，的确使得现代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有了一定的提升，女性的外在条件不断优化，其经济独立性、受教育程度、职业情况、社会地位均情况良好，这也反映了女性形象从传统到现代，从羸弱到独立，从缄默到发声的多元化嬗变。然而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女性形象也在遭受着挑战。“绿茶婊”、“拜金女”、“包治百病”等词汇的出现，无一不体现着社会上对女性的种种标签化现象。而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其传播偏向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电视剧中对女性形象的呈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主流文化对女性的看法。热播剧《北京女子图鉴》中不靠自身能力，而靠男人上位的这种观点，即是对当代女性的一种污名化，反映了社会中男权主导的话语形式对当下文化的强烈的制约作用。

一、消费时代中被“凝视”的女性

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媒介开始寻求更为广泛的商业利益，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发行量，并为此主动迎合受众的趣味，而女性形象则成为了制造卖点的手段与工具。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中，媒介对女性形象的构建以男性的价值观为主，即被定义为“性”和“物”。这一形象是男性欣赏把玩的目标，是满足男性潜在欲望的工具，通过富有挑逗性的媒介呈现塑造出一种经典的“看”与“被看”模式。同时在传统道德和社会分工的影响下，女性始终作为男性的依附而存在，她们以贤妻良母为主，家庭才是自己的主场，为了家庭任劳任怨，满足于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但是一旦女性对这种价值观造成了威胁，媒介就会以物质、道德低下等污名化的标签来对待女性，以强制规范社会为目的，重新塑造男性的“霸权”地位。

然而在这一切以吸引受众为目的的行为背后，是对经济利益的不断追求。鲍德里亚曾说过：“在消费社会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自古以来对漂亮女性的偏爱是男女都有的本能反应，女性成为消费时代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这一切几乎都是以男性的审美与偏向为标准的，荧幕中的女性总是无一例外的青春靓丽，性感时尚。反观其他年龄阶层的女性，不仅没有话语权，甚至失去了被审视的资格。

《北京女子图鉴》中的女主人公年轻、漂亮，完全符合大众的审美标准，然而其成功的事业却被归因为“抱男上位”。这种典型的污名化标签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对成功女性的偏见，他们认为女性单纯靠自身的努力无法获得成功，而那些走上事业巅峰的女性必定是靠潜规则上位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成功女性挣脱了“性”与“物”，不再简单地作为“凝视”的对象，极力冲击了男性的社会地位，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被打上了污名化的标签。

二、男权社会中丢失的话语权

女性在媒介文本中被刻板印象化，一方面是因为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得女性始终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相对于男性拥有的父权权威、家庭责任和财产权等，传统女性无法拥有任何权利；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对公私领域的划分，特别是独立核心家庭的兴起，“女主内，男主外”，女性很少有掌握公领域的政治社会权利。尽管《玩偶之家》中“出走的娜拉”与革命政党联手，使中国女性百年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神速进步，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勾销了传统束缚，但父权社会的本质并未改变，在“小家庭”中女性仍然没有话语权。这些深植于历史的两性权力关系，支配了早期对两性关系的再现。

在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之下，一部分人被划为与我们群体有差异的他者。并通过“差异的再现”，将一部分人定义为“他者”。通过刻板印象将某些差异本质化、固定化，使得媒体对此进行再现时就可以自然而轻易地对某个特定群体打上标签。有时为了突出甚至强化他者的差异性，在已有区分类别的基础上，对其冠上其他的名字，这种做法不仅将已经归为他者的群体进一步污名化，更有助于刻板印象的强化。

戈夫曼在1963年提出了污名的概念，认为污名会令其拥有者“在其他人眼中丧失其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此外林克和费伦定义了污名化的五个要素：贴标签、刻板印象、地位损失、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女性在这样一个缺乏话语权的社会中，污名化的现象只会令女性地位愈来愈低，而伴随着社会地位的下降，其话语权会更为稀缺，最终导致“女性形象的集体陷落”。尽管中国的女权主义者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但大部分人认为中国女权主义者们只是借着主义之名，为自己捞点好处，妄图从男人这里占便宜，不劳而获，她们正在反向“歧视男性”。有人甚至发明了如此冒犯的称号：“中华田园女权主义”，以便于攻击那些被他们认为越了界的女人——这显然是相当“民科”的观点，毕竟在全球性跨文化的女权主义理论中，父权、男权的统治地位依然是学界的普遍认识，也是大部分性别平权运动的直接指向。而这些污名则导致了女权主义名词在中国的几度嬗变，甚至要用本质毫无不同的“女性主义”概念来降低社会反感。

三、压抑之下的反抗

《北京女子图鉴》之所以能够引发广大网友的讨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女性集体意识的觉醒。然而在现阶段发声最高昂的平台是网络，发声最用力的人群是受过相当教育的城市女性和学界女性，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相当年轻的单身女性。关掉网络，生活中依旧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性别压迫和政治不正确，而深受经济文化多重压迫、位于社会阶层底端的农村妇女、低收入女性、被污名化的女性，却沉默如初。受过相当教育、熟稔网络文化的城市青年的期待对于两性平等、跨性别的了解已经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是极其西化和多元化的，但是顽固守旧的价值体系依旧占据着主要阵地，新旧价值观的撕裂异常惨烈，脱离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氛围的拔高，让女性地位的提升进行得极为艰难。这种对政治经济话语权的挑战，对于旧制度的打破，必然要来自对世界、社会乃至自身的客观审视。

媒介作为传播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应当维护女性的正当权利，积极向社会传递两性平等的观念，避免做出贴标签和污名化的行为。媒体应当担当起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应让社会效益让位于经济效益，更不应为了博得眼球，获得受众的关注，违背媒介规范和伦理，做出损害社会特定群体利益的行为。媒体需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站在弱势群体的背后，以实际行动来为女性“去污名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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