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以《变形计》为代表的未成年人参与或成为主要拍摄对象的真人秀节目大热。而在这些真人秀节目之中，来自城市的孩子和来自农村的孩子的形象和角色往往呈现出一种“对立”的特征。而真人秀节目所需要的“戏剧化”表现，也影响了制作人员和节目主人公的行为，制造出了一种虚假的真实，妨碍了人们的理解。这样的情况影响了理性的形象建构，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改进未成年人真人秀节目应该打造长期疏导机制、提高媒介伦理意识、建立成熟法制规范。

【关键词】：真人秀；城乡；未成年人；形象建构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reality show where other minors involved such as "x-change" has becoming popular. In these reality shows, the images and roles of children from cities and rural areas often present a "opposition" feature. The "dramatic" performance required by reality shows also affects the behavior of producers and protagonists, creating a false reality and hindering people's understanding. This situation affects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reason,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inors. To improve the minor reality show, we should build a long-term guidance mechanism, improve the media ethical awareness, and establish mature legal norms.

【keyword】：Reality show; Urban and Rural; Juveniles; Image construction

【案例简介】：

案例一：真人秀剧本、未必真实的节目和魔幻现实

（图片来源网络）

李泓荔在《制片人手记》里写道，她2003年萌发《变形计》的创意，始于对中国近年来社会阶层分化的惊奇感受。让社会阶层两端的孩子互换，这也是《变形计》的基本形式，这种反差将为节目带来冲突和张力。

施宁杰是那种典型的《变形计》城市主人公——辍学、抽烟、泡夜店，问妈妈要起钱来各种耍赖，不给就威胁去卖肾。他被称为“《变形计》史上最难以改变的主人公”。

王红林也是典型的《变形计》农村主人公——父母离婚，她和年迈的奶奶、瘫痪的大伯相依为命。

有人发现，许多参加《变形计》的城市主人公仍然处于辍学状态，但大多数人都因为参加节目而有了一条新的出路——当明星。

几乎所有城市孩子参加《变形计》后都拥有自己的粉丝。李哲说，“一般都有一百万。”

李哲说，选择颜值较高的少年已成为《变形计》的一个趋势：“很多参加《变形计》的少年抱着想红的目的，并在参加节目以后利用高涨的影响力牟利，节目也越来越不愿意从报名者里选择参与者。”

案例二：农村主人翁张水富的妹妹张水丽，在见到城市里来的“新哥哥”陈新颖之后完全无法适应，先是大哭大闹让陈新颖手足无措；而在第二个来变形的哥哥张迪来到她家后，她却能跟张迪自来熟，态度亲昵，一边还用“你太丑了”这样的话故意刺激陈新颖，甚至一言不合就抡起棍子作势要打陈新颖。而节目一开头那个对妈妈恶语相向的少年陈新颖，在小学一年级妹妹的爆发式眼泪攻击下认了怂，赠名号“丽姐”。

也许是在《变形计》第一次看到这么“反套路”的农村小女孩，观众、网友们HIGH了。一时间，“丽姐”上了微博热搜，许多娱乐公号争相讲述“丽姐”的光辉事迹；甚至还有写手们以陈新颖和“丽姐”为题材，“自发”编起了“落魄总裁和农村霸道少女”之类的同人文，其中不乏污言秽语，不堪入目。

娱乐化的喧嚣盖过了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思考，更有甚者，举起道德的大旗，指责“丽姐”没有教养，蛮横无理。

【案例来源】：

https://mp.weixin.qq.com/s/Mwyo4uR7QPe26oSQNJjX2w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04/26/content_679387.htm?div=-1

【案例分析】：

从2006年开播至今，《变形计》已经播出了16季。在这16季中，城市“坏孩子”和农村“好孩子”之间的身份互换一直是这档真人秀的主要内容。凭借新颖的题材和表现手法，《变形计》夺得了“中国电视创意大奖”、“最佳真是电视节目奖”等各种奖项。然而，在播出的同时，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也频频冒出。种种声音的出现提示了我们一个事实：在这档节目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和解决。

真人秀作为一种节目形式，其实是提供了一种观众“窥视”主人公人场生活的窗口。但这样的窗口却并不一定展现出了主人公的真实生活。真人秀是一种粉饰的真实。主人公有意在镜头前呈现自己，制作人员有挑选的呈现内容，观众偏爱“本色”表现。

《变形计》往往会选取一个叛逆的城市少年和一个懂事贫穷农村少年做交换，展现城市少年由“叛逆”到“乖巧”的过程和农村少年对城市由畏惧到喜爱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却能够体会到制作人员在制作过程中，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潜在的理想主义期待：希望由一个简短的交换活动使叛逆少年变得懂事，使农村少年更加发奋进入城市生活。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期待并不是一个短期交换可以满足的，双方只是在此过程中去扮演另一种人的角色，依旧是局外人。

而《变形计》作为一档在电视台播出的热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伴随着主人公关注度的提升。参与变形计的城市少年们在回到城市之后，有的依然辍学。但许多人的微博纷纷突破了100万粉丝量，有的甚至成为网红，进军娱乐圈。这样得到关注、收获名利的结局难免不让人羡慕，于是许多城市孩子踊跃报名参加《变形计》，希望借此机会一举成名，本来乖巧的少年可能希望变得叛逆以获得节目机会，不劳而获的风气在此悄悄滋长。

相比之下，农村主人公们的“运气”就不够好了。真人秀展示了农村主人公家庭难以逃脱的泥淖，供人们去感动和唏嘘。去城市感受另一个世界的繁华后，再次回到农村感受到的往往是巨大的落差感和对现实的无力。长期以来的贫穷和苦痛带来的压力并不能够依靠一个真人秀化解，虽然在节目播出之后社会各界都会给予帮助，但短期的热度在快速更迭的新热点下很快被人们遗忘。甚至真人秀本身还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扰。

人们喜欢挖掘“面具”下的“真实”，或者说是不同于主要特征之外的细节。喜欢戏剧性，期待反转。这样的看客心理带入节目观看之后，叛逆“富二代”们偶尔露出的友善和关爱都被放大，成为观众改变印象的重要特征。比如南京城市少年陈新颖与农村少年张水富交换生活，却被张水富的小妹妹张水丽弄崩溃。陈新颖百般迁就妹妹不成，一度委屈到掉眼泪，使得网友觉得陈新颖非常温和有耐心。相反地，一些隐忍的农村主角偶尔露出的“不合时宜”的表现则会被扩大解读为虚荣和娇气。被交换到城市的农村少女王红林，在观众看到男孩为她洗脚的镜头后，网上对她骂声一片：“娇气”、“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而这种对细节的夸大解读对当事人的伤害是深远的。王红林难以面对别人对她的指指点点，甚至考虑去他乡读书躲避非议。

这种媒介呈现对当事人的伤害显然并非节目设计的意图。许多人质疑节目有剧本设计，但剧本未必真的存在，戏剧化的设计却是必然。为了增长收视率，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折是节目中故事推进的关键。甚至王红林接受男孩帮她洗脚这一段也是出于节目的设计，而非王红林的要求。王红林的父亲王多权在节目播出后发了很多帖子，在网上愤怒地声讨节目组：“这一期的节目里有太多虚假的演绎，各种设计、编排，甚至拍摄过程中很多对孩子过分不合理的要求。为了所谓的正能量你们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

为了达到“富二代成功转变成父母的乖孩子”这样的特征，在剪辑上也难保不会割裂人物性格的两方面，让最终呈现的节目前半段尽是城市少年不服管教的“坏”的一面，经过犯错——弥补的转折后，后半段全是城市少年醒悟后的“好”的一面。而真实的人物总是好坏兼有，短短的“体验生活”也并没有这样突出的效果。家长寄希望于真人秀，希望送孩子去贫苦地区“锻炼”，而不花心思在与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用心处理亲子关系上，这种展示也并没有给予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

遭受种种质疑声音的《变形计》终于在2018年的节目中改变了以往的叙事套路，添加了小镇少年，爱看书的城市学霸等多种人物；在交换上扩大到双方家庭，期望借此改变家庭这个幸福感的根源。不是单纯的“善”“恶”对比，而是未成年人们的困惑和迷思；农村少年进入城市不只是体验生活，还承担着分享家乡等公益任务。

但作为一个真人秀节目，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够解决“表演”这一问题。对情节的设计、安排和选择性呈现，对人物及其生活的对比依然在消费农村苦难；既有的一夜成名的《变形计》网红们依旧在助长成名心态，将此作为一个“爆红”的成名途径；观众依然相信这种虚假的真实，尤其是当其百般暗示自身的真实性时。有学者调查了三所中学的183位青少年对于《变形计》的看法，发现其中有66%以上的青少年希望参加节目。他们羡慕城市主人公优越的家境，觉得城市主人公充满个性，认为上了节目就能出名挣钱。奥威尔曾说过“对一个孩子最残忍的事莫过于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学校中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荣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而将这种冲突与折磨透过屏幕放大，造成的社会影响及观众的消极反响会对积极的文化宣传造成十分复杂的阻碍，且会影响对于民众一贯的价值观倡导。

《变形记》的出现无疑于是中国媒体市场内容形式的一次崭新尝试，正因为这块新大陆并不成熟，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度。而出于该方面需求所带来的一系列野蛮商业化、戏剧化处理所导致的媒介伦理与法规问题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相应法律法规的限制。一方面，政府应建立成熟的援助机制，为困难家庭提供长期高效的帮助，对节目所展示的问题能够做出妥善的后续处理。另一方面，应对涉未成年人真人秀节目进行更加完善的监察和回访体系，节目组应该提供相应的全程专业心理咨询辅导。相关从业人员也应自主提高自身媒介伦理意识，尽量杜绝节目中可能出现的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对于已经出现的相关媒体问题，有关部门应在后续工作中对已入镜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扶与照顾，对于尚未播出的节目，应加大审核力度，对其间内容进行再次核查。地方电视制作部门应对之前栏目相关敏感镜头进行剪辑与重新梳理，力求将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控制减小。

【参考文献】：

[1]赵红勋.从“变形计”看青少年的媒介形象及其对价值观的影响[J].中国青年研究,2018(04):88-94+101.

[2]黄林凤. 媒介伦理框架视阈下电视真人秀节目《变形计》叙事策略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3]吴畅畅.浅议当前普通群众参与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生存现状与发展趋势[J].新闻大学,2016(04):51-59+150-151.

[4]陈世华,匡婷.我国互换真人秀节目探析——以《变形计》为例[J].中国电视,2015(12):4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