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杭州女童失踪案从立案之初就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和网友的关注，案件进展过程中，有关迷信、离异、农村、留守儿童等社会敏感词汇也在网络上掀起了大量的讨论。但是在媒体的跟踪报道过程当中，媒体暴力随处可见，本文将从媒体权力角度分析杭州女童失踪事件当中的媒体暴力行为。

【关键词】媒体权力；话语权；媒体暴力

【Abstract】The case of the missing girl in hangzhou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the media and netizens since it was put on file. In the course of the case's progress, a large number of socially sensitive words such as superstition, divorce, rural areas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have also been discussed onlin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media tracking, media violence is everywhe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media violence in the case of girl disappearance in hang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power.

【Keyword】Media power；discourse；media violence

【案例简介】

据@象山警方在线2019年7月13日公布的消息，经刑侦技术鉴定，当天下午在象山县石浦海域发现的女孩遗体，确认系杭州市淳安县失联女孩章子欣。相关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章子欣，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青溪村人，9岁，7月4日被两名租客从其爷爷奶奶处骗走。带走章子欣的两名租客梁某华(男、43岁)、谢某芳(女、46岁)7月8日已在浙江宁波东钱湖风景区自杀。

据章子欣的奶奶回忆，今年6月起，自称在淳安游玩的广东省化州市人梁某华、谢某芳常来光顾自己的水果摊。6月29日，二人以“酒店较贵”为由租住其家，其间未有异常表现，并与孙女熟络起来。

7月4日6时30分，梁某华、谢某芳谎称“带章子欣赴上海喝喜酒”，将其从家中带走。7月7日，梁某华、谢某芳二人未按约定将孩子带回家，之后便失去联络。7月8日10时许，淳安警方接到章子欣家属报案后立案侦查，专案组连夜赶往宁波开展调查。7月14日21时许，@浙江公安就该案调查情况发布通报：关于两位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未发现梁、谢二人有参与邪教活动等情形。关于两位犯罪嫌疑人自杀情况：经检验，两人尸表无抓痕等损伤，毒化检验无异常，血液有酒精含量。关于女童死亡情况：警方初步排除女童为失足落水。

【案例来源】

1.中国青年网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38985964059391488&wfr=spider&for=pc

【案例分析】

这次的杭州女童失联事件从曝光初始，就充满了“神秘”色彩，各种猜测甚嚣尘上。有网友在梁某华的QQ相册里发现，他曾发布大量宗教相关图片，其中不少是潮汕本土神祗“三山国王”。更戏剧的是，租客自杀的时间，和女童父母离婚为同一天。事件涉及到的当事人的家庭关系和行动轨迹，以及租客的作案动机，都给这起案件增加了复杂性和戏剧性，引发网民“脑洞”出各种宗教说和阴谋论。在跟进报道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都各自利用自己的权力，用所谓的新闻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强制章子欣的亲属在接受孩子离开的悲痛的同时，也接受着来自媒体的暴力。

一、媒体暴力与媒体权力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概念，这一概念揭示了话语权掌握者的实在的现实影响力。在我国，传统媒体一度霸占着传播资源，被赋予了极高的权力优势。美国传播学学者格伯纳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培养理论，揭示了新闻媒介存在的倾向性会对受众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的影响。近些年，自媒体发展火热，抢夺了不少的注意力资源，但同时又形成了另外一种流量垄断的局面。媒体暴力包含显性暴力和隐形暴力两种形式，“媒体行为本身的暴力”其实就是媒体利用自身的话语权优势，对报道对象所实施的暴力行为。本文将从媒体话语权视角来分析杭州女童失踪事件当中存在的媒体暴力行为。

二、杭州女童失踪事件当中的媒体暴力

（一）媒体报道失焦，错误引导，增加受众负面焦虑情绪。

复盘整个杭州女童事件，媒体的报道内容除了寻找章子欣以及两个租客的踪迹这条主线之外，也有很多媒体走向了岔道，不断助长阴谋论和邪教论。7月11日，时间视频发布话题#骗走女童的租客疑信奉三山国王#，不到一周就已有6.7亿阅读。7月13日15时许，疑似失联女童遗体被打捞上岸的消息一经曝出，包括新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便立即在象山县殡仪馆门口发起直播。直播长达数个小时，记录了女童家属赶到殡仪馆进行遗体确认等一系列现场实况，拍小子欣的遗容，拍家属的悲痛。7月14日，新京报发布#带走女童租客入住酒店贴有三山国王#话题，短短三天就获得454.8万多阅读。三山国王本是潮汕地区用来乞求风调雨顺的本土神灵，却被异化成有着神秘祭祀的“邪教”。宗教原本就带有的神秘色彩被媒体利用成为引导的素材，一时间，有关邪教，有关冥婚的谣言在微博、豆瓣等平台蔓延，将相关搜索顶上高位。

在危机事件发生时，模糊是谣言滋生的温床，媒体作为话语权威，权威的报道往往是阻碍谣言滋生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但复盘整个事件，媒体不仅没有阻止无端的臆想和猜测，反而不断为这种臆想寻找所谓的证据。这种偏颇的议程设置和报道失焦，不仅对寻找子欣于事无补，反而营造了一场对亲属残忍，让受众恐慌，于社会稳定无益的新闻闹剧。

（二）故意制造卖点，激化网民情绪，忽视新闻真实客观的报道准则。

“刚刚得知我的子欣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了天堂，这一辈子我们无缘继续做父女，希望下辈子她还是我的女儿，让我能继续照顾她……”7月13日下午，救援队打捞出一具女童遗体，在警方尚未进行DNA鉴定之前，认证为“章子欣父亲”的百度账号便迅速发布上述动态称，此前就曾质疑子欣父母冷血的网友，更是痛骂子欣父亲为何在警方尚未确定遗体身份之际，就忙着为女儿哀悼。随即，这条百度动态便被辟谣称并非章子欣父亲本人亲自所写，认证帐号也并非章子欣父亲本人。百度迫于压力，随后两次回复质疑——对负责编辑予以立即开除处理，同时会全面复盘百度新闻管理机制。百度并不是这次事件中唯一违背新闻媒体职业操守的媒体。

7月15日下午，澎湃新闻在微博平台以《被租客带走遇害女童章子欣家属：家人准备将其遗体火化后海葬》发文，并开通了打赏功能，同时，发文附带的#章子欣家属准备将其火化后海葬#话题，澎湃新闻称文章的信息来源是章子欣的舅爷爷，称“问孩子的后事怎么处理，家里人商量了一下，目前基本都同意，孩子是在海里走的，就火化后海葬吧。”网友在话题里又一次对章子欣的家人表示愤怒。随后，章子欣的父亲章军在朋友圈否认了这则消息，更是说明目前警方的调查还未结束，不会认领尸体，也没有就如何处理后事的问题召开过家庭会议。

章子欣失踪事件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相关事件的报道都获得了众多的流量，澎湃和百度新闻的报道第一时间将章子欣的家人推到风口浪尖，接受网友的口诛笔伐。此种行为显然有失新闻真实性的客观准则，更是对章家形成了二次伤害，短短的报道可以掀起的涟漪更胜过刺人的刀。

（三）媒体强势侵入，曝光当事人隐私，媒体网友合力造成隐性暴力。

媒体暴力可以制造舆论话题，事件发生以后，不少媒体利用媒体的话语身份，强势介入，强行介入采访，不仅大量曝光章子欣的爷爷奶奶，生活环境，甚至其父母的私人感情也被挖出，章子欣生前与游客拍摄的未打码的小短片在网络上大量传阅，去世后，更有不少媒体全程守在殡仪馆进行直播，这极大地侵犯了章子欣及其家人的生活隐私。将他们的一切生活置于镜头之下的报道行为也给他们招来了许多莫须有的网络暴力。

在一篇记者的采访札记里看到，章军和姐夫连夜赶回，有网友留言说孩子都还没找到你们就回家了。事实是，8号报案到当天，章军一刻没停连笔录都没来得及做就赶到宁波，回家时还是那件衣服没换，这次回来一方面是补笔录；另一方面，网民不知道的是，章军父母状态很差，他怕老人出意外，必须亲自前来安抚。还有说爷爷奶奶重男轻女，甚至把视频里的奶奶看护小外甥当成爷爷奶奶重男轻女的证据，网民不知道的是，小外甥平时在杭州，并不在淳安，这次特意带回来，是姑姑特意让爸妈照看，给他们一些寄托，晚上也睡在一起。可是，这份善意，在互联网上，就变成了重男轻女。新闻报道由文字图片以及视频组成，但不可避免掺杂记者的主观倾向，这些报道的层层解读，成了刺当事人的刀，藏匿着大量的“隐性”的媒体暴力。

三、小结

近年来，随着媒体报道形式的丰富化，媒体暴力的形式也趋于多样性，且越来越不易察觉，比如真人秀节目《变形计》强行介入参与者的内心隐私，展露青少年的内心悲痛；媒体商业广告大篇幅推送，侵占用户的个人生活空间；以及媒体在对埃航遇难女大学生的污名化报道，这些都是新媒体环境下媒体暴力的表现形式。媒体施暴而不自觉，受害者遭受暴力却无意识反驳。这个现象并非是当前媒体环境中个例，究其原因，首先是普通民众在媒体的长期培养下的崇拜和畏惧心理，新闻媒体利用镜头和影响力掌控了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使得受众把媒体看作不容质疑的真理代表，尽管在新媒体时代有所缓解，但崇拜对象从报刊和镜头转变成了粉丝数背后的流量，媒体权力的本质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媒体和民众对隐私的公开界限并不明确，媒体需要流量，民众有窥私心理，这就很容易越过边界侵犯隐私。

那么，如何遏制媒体暴力？这不仅需要包括政府，公众，行业从业者多方人员组成的监督机构对媒体权力进行监督，更需要受众提高媒介素养，勇于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

【参考文献】

[1]夏晓非.基于话语权视角的媒体暴力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6,7(19).

[2]吴月红.基于媒体权力视域的主流媒体影响力评估[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06).

[3]张体坤.媒体暴力与镜头道德——从湖南卫视《8090》说起[J].社会科学论坛,2010(17).

[4]牟馨忆,陈亚宁.网络舆情事件演化分析——以杭州女童失踪案为例[J].新媒体研究,2019,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