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秽语的实践根植于网络这一场域中，相较于传统口头秽语，网络秽语有其特殊的生成机制，“旧词新意”便是其中之一。本文以对“伞兵”的秽语实践为例，对网络秽语的生成机制以及传播伦理进行检视，并提出相应的“去污”路径。以期在网络言语文化自由生长的背景之下，探寻网络文明治理的路径，以及重建网络公共交往理性的可能性。

【关键词】网络秽语；污名化；媒介伦理；语言实践；意义流变

【Abstract】The practice of “Network tourette” is rooted in the field of Interne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oral tourette, “Network tourette” has its special generation mechanism, one of which is “old words become new ideas”. This paper takes the practice of foul language of "paratroopers" as an example, examine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communication ethics of foul language on the Interne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decontamination” path.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ath of network civilization governanc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building the rationality of network public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ree growth of network speech culture.

【Key words】Network tourette; Stigmatization; Media ethics; Language practice; Meaning rheological

【案例简介】

赋予伞兵以秽语的符号意义，是一种发端于中国互联网语境下的语言现象，这种语言实践现象“诞生”的具体节点已难以追溯。有说法认为，“伞兵”作为一个“话题梗”最早源于主播卢本伟的游戏账号昵称“伞兵一号卢本伟”，而“伞兵”被当做“谐音梗”最早源于快手短视频的虎哥，他在某大街喊出“我是个傻逼”，随后流传开来并被网民大量使用。

2021年9月3日，@央视网青年微博发布话题#不要污名化伞兵#，截止12月25日，该话题阅读量4.1亿，讨论人数8.1万；

2021年9月6日，央视军事公众号发布文章《“伞兵”是精锐中的精锐！不容污名化！！》，人民日报、新华社予以转载。同日，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伞兵”是值得尊敬的光荣兵种！不是什么都可以玩“谐音梗”！》

目前，网络中“伞兵”仍被网民赋予秽语意义在大量生产与传播。

资料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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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来源】

http://s.weibo.com/weibo?q=%23%E4%B8%8D%E8%A6%81%E6%B1%A1%E5%90%8D%E5%8C%96%E4%BC%9E%E5%85%B5%23

https://mp.weixin.qq.com/s/8WgjOqNomkridvRL_vxVoA

https://mp.weixin.qq.com/s/V3cmLeRH5LF8NiV5-fF7uw

【案例分析】

网络秽语是指在网络空间中流传的那些庸俗粗鲁的，具有辱骂意味的下流语言，传统的口头秽语是其源流，而在网络秽语的实践又催发其不同与口头秽语的生产和表达方式，并能反哺于口头秽语的实践。例如“傻逼”一词源于京骂，如今不少网民用“伞兵”来指代“傻逼”的意义，并在网络空间成为社会性的网络秽语。在网络秽语实践中，“伞兵”与“傻逼”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产生意义勾连，其中所包含的媒介伦理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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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兵种”到“秽语”：“伞兵”意义的变迁之因

欧文·戈夫曼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污名”做出这样的解释：“污名是一种社会特征，该特征使其拥有者在日常交往和社会互动中身份、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受损。”其本质是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贬低与羞辱。“傻逼”一词代表着对大脑、智力方面的贬低与羞辱，但在网络中此类贬低与羞辱却要借“伞兵”来实现，这实际上展现出对“受污者”的显性污名，以及对作为兵种意义上的伞兵的隐性污名。这部分探讨的便是后者：即这种隐性污名被构建的原因。

（一）谐音变异：符号与意义的拆分与重组

在以口语传播为主的时代，秽语主要通过身体的语音系统来表达，这种借助口语的、一瞬即逝的秽语实践往往不会留给人们太多对于秽语的改造空间。而网络把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具有任意性与创造性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谐音变异”便是网民对语言符号进行再生产的重要模式之一。首先是拼音输入法提供了关于秽语“谐音变异”的想象，例如在搜狗输入法中输入“S”与“B”两个首拼，备选栏便会出现“上班、顺便、傻逼、伞兵、煞笔”等备选项，加之输入法具有学习记忆拼写习惯的特点，反过来也能驯化我们的网络表达方式，一旦网民经常地、习惯地将“伞兵”当做网络秽语进行表达，将难以萌生主动地言语纠偏意识和行为。其次，为躲避政府与互联网企业的网络言语规制，网民也积极主动的对传统口头秽语进行“谐音改造”。在技术和网络规制的双因叠加下，传统的口头秽语“傻逼”反应在互联网上便有了“伞兵”这一变异形态。这种粉饰后的秽语能借助网络传播的广泛性获得了更大社会范围内网民的使用。

（二）场域转变：网络公域下网民的道德松绑

讲秽语是“利用象征符号宣泄自己暴力情绪”的行为，它作为人类的本能，其实存在于每个个体的意识中。但讲秽语与社会文明是相悖的，是受到社会规范软性管制的，往往在私下进行。而从口头秽语到网络秽语，实际上也反映出秽语实践从私域到公域的变迁。在网络这一公域环境下，网民身份具有匿名性，网民能够释放其秽语“本能”，并避免因讲秽语而被群体规范惩罚或被其他社会成员孤立，降低其讲秽语的道德羞耻感。正如戈夫曼所言:“我们一旦带上面具或离开家乡，就更愿意冒行为不检点之险。”另外，网络这一公域是鼓励大众参与的，网民的广泛参与意味着不同观点意见的冲突，在网络交往的意见博弈中，部分网民倾向于用“傻逼”意义对他人进行智力层面的打击与侮辱，以谋求虚幻的意见优越感；与此同时，网络鼓励个性解放，谁能将传统秽语的意义赋予新的表达外壳并受到大规模的使用，谁就能获得网络文化意义上的满足感，对于秽语的创造性改造契合了新个人主义的崛起，表现出网络交往中无底线的求新风格。由于公域环境下的匿名性、参与性、个性化等特征，催发“伞兵”意义的流变，造成了兵种意义上伞兵的隐性污名。

（三）词汇管制：僵化的审核机制下的意义再造

为营造文明的网络环境，网络社区通常会使用屏蔽词机制，即使用“**”或“□□”等符号替换秽语或敏感词汇。屏蔽词体系涉及到语言学、大数据信息辨别技术、社会道德、法律法规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而网民和秽语屏蔽词体系的博弈大致可以概括为“造词—屏蔽—造新词”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甚至还污染了与原本含义毫不相关的词汇，并对被污染词汇本身所指代的意义造成污名化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灵活度不高的屏蔽词机制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既未能阻止网民的秽语实践，还倒逼出诸如“伞兵”之类的新生网络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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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伞兵”作为网络秽语实践中的伦理困境

（一）对会话合作原则的冲击

会话合作原则是指交际双方为使会话、合作顺利进行而共同遵循的某些言语准则，这些准则能建立、维护或提升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在网络秽语“伞兵”的实践中，网民剔除原词的意义，重复使用含沙射影、移花接木的秽语表达获得辱骂快感，冲击了回话合作原则中的关联准则与方式准则，即所提供的话语未能与意义相关，其所表达的信息也是具有歧义的。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符号失去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因变量，如果用得越频繁，如果不问语境滥用，它们失去意义的速度就越快。”这样长期的结果是，“伞兵”一词本意的虚无，并对网络会话合作方式的现代性发展造成阻碍。

（二）对主流社会认同的扭曲

戈夫曼认为，“对某个群体有特定意义的标记，对另一个群体或许会有别的意义；换言之，同一种标记被标示出来，但特色却不同。”在主流社会认同中，伞兵意味着“光荣与勇气”，是“兵种中的精锐”，而网络秽语意义下的“伞兵”却成为交际用语中的辱骂词汇，在主流社会认同的伞兵与网络秽语意义下的“伞兵”间的意义博弈中，若后者占据上风，将会对极大地削弱主流社会认同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另外，戈夫曼在污名研究中所提到的“社会身份”、“个人身份”、“自我身份”都包含着社会建构的意义，以往的“伞兵”意义是由主流社会认同所构建的正向价值，并该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若网络秽语意义下的“伞兵”从线上到线下，从私域到公域，成为一种大范围使用的言语表达方式，则会导致伞兵个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即因秽语意义下“伞兵”的符号所指，他们会在社会情景中倾向于认为本群体或许遭到贬低和边缘化，感知到自己以往被主流社会认同赋予的“光荣与勇气”方面的价值受到威胁，进而会引发其群体一系列不可预测的消极行为。

（三）对网络理性交往的妨碍

网络秽语意义上的“伞兵”由于褪去了其“母体秽语”符号视觉上的攻击性和侮辱性，能够降低网民使用时的道德与心理障碍，“秽语脱敏”状态下的网民会相互集结，形成“秽语共同体”，并将秽语意义下的“伞兵”推广至更大范围的“意义共享”。而“伞兵”秽语意义的滥用大大增加了网络中语言冲突事件发生的概率，往往会对公共交往伦理造成伤害，给网络社区中的个体带来社交恐惧。其次，类似于“伞兵”这类言语暴力的“网络习俗”一旦被建立起来，将形成群体传播情境中“话语暴力”，网络话题讨论中的理性向度将成为空中楼阁之景，取而代之的是毫无意义的骂战。如果“伞兵”的秽语实践在网络场域内以大面积的游戏心态、偏激情态、失格状态出现，将会降低公众对网络讨论、交往功能的期待。

三、对“伞兵”秽语实践的伦理纠偏措施

（一）划定网络语言使用的边界

之所以会出现对伞兵的秽语污名化，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网信部门与网络社区未能划定准确的语言使用边界。这就需要改变过去以“封禁关键词”为主的“应激—反应”式的网络言论治理方式，建立以法治、规章制度为主导的言论治理规则，这是由于法治和规则有利于明晰网民的言论权责边界。2015年8月，中宣部等部门向新闻媒体和网站发布了《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倡导文明用语倡议书》，但这类文件对于发布“伞兵”这类秽语的治理规则多为原则性的描述，对具体的言语使用边界以及惩治措施并未有明确规定。网信部门以及网络社区应在具体规定的指导下，依规定对网络言论进行管理，对伞兵这类具有特殊意义的词汇进行“秽语变形”的行为进行刚性管理。

（二）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网络社区要积极地鼓励和支持“网络意见领袖”组织开展诸如“去污言论运动”之类的网络文化运动，通过他们的理性发声，从点到面的呼吁网民停止将“伞兵”作为秽语传播。与此同时，还要注重激发网络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正能量，通过他们的呼吁，构建去“伞兵”秽语意义的舆论环境，挤压“伞兵”秽语意义的传播和生存空间。

（三）建立网络公共理性的塑造机制

“伞兵”秽语意义的产生本质上是由于当前网络主体的道德感开始弱化，他们在网络互动缺少理性，而塑造网络公共理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加强网络礼仪的教育力度，并将其纳入学生思想素质的考核体系中；同时将在文科教育过程中，加强培养学生网络言语的规范使用能力，避免他们对词语进行扭曲化的“意义再造”。第二，要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强化“耻德”教育，在对“伞兵”的去污过程中，主流媒体可以组织开展由部队军人、网络达人等各界人士参加的新媒体策划活动，涵化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与荣辱意识，让网络主体主动地凝结为“言语纠偏共同体”，自觉地抵制类似于“伞兵”这类网络秽语。

四、结语

从理论上说，网络秽语不可能绝对祛除，秽语会被排浪式消费后逐渐成为“退隐词”，并被另一些秽语所取代。但我们至少要避免公开的群体污名和职业污名，社会规范和教育都应致力于尽可能消弭偏见。类似于“伞兵”的污名秽语不断向公共领域的泛化扩展过程中，会形成负面的社会知觉、社会印象与社会判断，最终，在弱化价值认同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共识的漂移。因此亟需建立“制度规约—‘领袖’带头—理性塑造”三位一体的网络语言纠偏体系，尽最大可能降低秽语意义上的“伞兵”的可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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