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航MU5735航班空难事故发生之后，《人物》对其的一篇报道掀起一阵质疑的风波，其中以公众号“肖一凉介”发表的文章《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最为典型。本文通过对《人物》报道的观察，从质疑者对其的批评切入，发现《人物》报道其实并未违反“死亡敲门”中的悲伤告知规范，并不存在“吃人血馒头”的问题。同时，在受众对媒体伦理规范提出更高要求的时代，媒体应在新闻求善、平衡报道与积极建设等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身，提高自身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关键词】灾难报道；新闻伦理；“死亡敲门”；侵扰悲痛

【Abstract】After the accident of flight MU5735, a report by PEOPLE sparked a storm of doubts. Among them, the article "The Problem of Intrusion and Grief in PEOPLE Reports" published by the offical account "XiaoYiliangjie" is the most typical.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report of "PEOPLE", starting from the critics' criticism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port of "PEOPLE" does not violate the sad notification norms in "Death Knocks", and there is no problem of "eating human blood steamed buns".At the same time, in an era when the audience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edia ethics, the media should be more strict with themselves in terms of seeking good news, balanced reporting and active construc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ir communication, guidance, influence and credibility.

【Key words】disaster report; journalism ethics;death knock; intrusion into grief

【案例介绍】

2022年3月21日下午14时22分左右，东航MU5735航空器发生飞行事故，坠毁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的一处山林之中，机上人员共132人全部遇难。事故发生之后，众多媒体在第一时间对事件进展、家属安抚等进行全方位报道。《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以事故救援和调查进展为主要报道角度，《人物》杂志公众号发表的《MU5735航班上的人们》（以下简称《人物》报道）则主要通过讲述机上部分人员的生活，以一种微观视角的人物特写的形式来实现传受双方的共情。而后者对于灾难的报道方式引发人们的争议，其中以公众号“肖一凉介”发布的文章《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最为典型，作者在文章中根据《人物》报道提出关于“悲伤告知”“侵扰悲痛”等方面的质疑，认为其在以下两个方面违反新闻伦理：记者在事情尚未明晰之前采访遇难者的老师同学，将遇难事实首次告知他们，违反记者作为“信息记录人”的职能定位，在“死亡敲门”中没有遵循新闻业中“悲伤告知”的报道规范；记者在灾难发生之后采访遇难者家属，并在成稿中添加大量细节描写与情感性文字，这容易造成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二次伤害，也即“侵扰悲痛”。

【案例来源】

https://freewechat.com/a/MzIzMjY5ODQzOQ==/2247503485/1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78525.html

【案例分析】

一、《人物》报道并未“侵扰悲痛”，但仍备受质疑

在“死亡敲门”时应避免“侵扰悲痛”是全球新闻业的共识。在灾难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为还原事实真相和挖掘背后的事故原因，往往会试图采访遇难者的家庭成员或伴侣，成为向当事人通报事故的第一人，即“死亡敲门”。在这个过程中记者行为给遇难者亲属带来困扰的行为被称为“侵扰悲痛”。

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新闻伦理准则都对灾难报道“死亡敲门”进行详细规定，其中英国独立新闻标准组织做出的规定更具有代表性，其总原则为：在涉及个人悲伤或震惊的情况下，必须以同情和谨慎的态度进行询问和接近对方，并谨慎处理发布的信息，这些规定不应妨碍法律诉讼的权利，并附有详细的规章：死亡的事实不属于私人，影响到社会和他人的死亡是合法的报道对象；记者应及时察觉死者家属悲伤或震惊的状态；新闻报道应考虑到家属的愿望和需求；媒体应注意不要将个人死亡的信息透露给直系亲属；在对自杀事件进行报道时应特别小心，避免有其他人效仿。

（一）灾难报道的记者定位：入场还是候场

批评者对《人物》报道的质疑之一则是受访者在未知情的情况下被告知遇难事实，违反了“死亡敲门”中关于“悲伤告知”的报道规范，例如在报道中写到的“我们先后联络了她的学弟、老师，大家听到她在飞机上的消息后，错愕又难过”。但是如上文所提到的，新闻业所遵循的新闻伦理准则规定的是“媒体不要将个人死亡的信息透露给直系亲属”，而“学弟”“老师”并不属于法定直系亲属的范畴，违反“悲伤告知”规范在这里显得牵强，站不住脚。

至于灾难发生以后记者该如何定位自身职能，是简单充当“信息记录人”做好上传下达的任务、抗震救灾的宣传，还是更应该积极介入到探寻事故真相、传递多元声音的过程中来，面对灾难，媒体是“候场”还是“入场”。“入场”是指主动进入新闻现场，抢占传播先机，主动引导舆论，履行社会责任，《人物》的此篇报道就是主动入场。“候场”，即像“肖一凉介”所说的，要等官方发布消息后进行采访，避免“死亡敲门”“侵扰悲痛”。如今受政治、经济场域的影响，灾难过后，我国“候场”的媒体愈来愈多，转发官方通告成为唯一的工作，而多方查证相关信息和不同意见，围绕问题为读者提供真实、全面、平衡、公正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少，积极“入场”的媒体越来越少，这与我们身为记者的职责相违背，这与我们所信仰的要求“人民至上”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违背。

“肖一凉介”同时在文章中批评了《人物》的故事化的报道，本文认为，《人物》选择还原人生式的故事化的报道模式有两层原因，首先是此类报道可以将抽象的数字还原为具体的人，让悲伤变得可感可知，让灾难的记忆更深的刻进我们的社会，让人们更难遗忘，从而催使人们不断追问与反思灾难发生的原因。另外，选择此类软新闻写法可能也是限制新闻选材与行政审查之下的无奈之举，一线记者为传递不同声音所作出的努力值得我们的尊敬，而我们也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包容。

（二）灾后采访家属并非一定就是“侵扰悲痛”

灾后采访遇难者家属是否违背新闻伦理，是否构成“侵扰悲痛”，不能简单定论，而需要综合采访动机、当事人承受能力和态度等因素进行评判。首先要看采访动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此次空难属于影响极大的社会灾难，呈现事故原因与解决进展不仅仅是给家属的交代，也事关舒缓公民对空运的恐慌与恢复信心，新闻工作者及时开展深度采访，促进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对话与理解，有利于善后处理的推进。如果等受访者走出痛苦后再进行采访，不仅与时效性冲突，还会因为痛苦的回忆引致真正意义上的侵扰悲痛与二次伤害，甚至可能错失及时发现问题、化解矛盾的时机。另外是否造成“侵扰悲痛”还需要看亲属是否原因接受采访报道，虽然《人物》报道中的“石女士”因为悲痛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但是我们只有尊重、礼貌的询问才能得知亲属是否愿意接受采访，《人物》在被拒绝之后并未继续纠缠，还没到“侵扰悲痛”的地步。其实现实中受访者将摆脱困境或摆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媒体和记者身上的案例并不鲜见，如果亲属愿意甚至主动联系媒体进行采访，自然不构成“侵扰悲痛”，在很多灾难性事件中，亲属与记者之间是一种互惠关系，笼统地讲采访亲属会带来二次伤害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和正视的事实是，采访当事人或亲属时的二次伤害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真正影响该报道伦理评价的因素是最小伤害原则，尽可能减少伤害。从《人物》报道中的一个小细节中，可以看出记者实际上是遵循了最小伤害原则的。“每日人物于当晚 9 点到达家属接待区时，一名穿着粉色外套的女孩，正坐在休息区低头哭泣。一个小时后，这名女孩由随行陪伴的友人搀扶出家属接待区，缓缓走向另一片休息区的座椅。二人坐下后，女孩仍止不住地哭泣，身旁友人轻拍手臂安慰她”，面对女孩这个想采访的对象，记者只远远观察并流露出自己的同情，并未贸然打扰，体现出采访的人文关怀原则。

总而言之，以上通过对“肖一凉介”在文章中提到的对《人物》报道的质疑（记者违反“死亡敲门”中悲伤告知规范；记者采访家属造成“侵扰悲痛”）的探讨，我们可以认为《人物》在这篇报道中并未“侵扰悲痛”，基本遵循了灾难报道的采访规范。但是，从《人物》报道掀起的这阵“波澜”我们可以认识到，新媒体环境之下受众对新闻报道的伦理规范提出更高的诉求，灾难发生之后无论是等候官宣的“候场”，还是积极行动的“入场”，皆面临一定的伦理风险，所以主流媒体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明确自身伦理规范，用“专业主义”营造自身与各类自媒体的区隔，提高自身竞争力。

二、灾难报道中新闻媒体伦理规范的操作化处理

（一）新闻求善：尊重、理解、倾听

新闻求善，不仅仅意味着新闻报道目的的善意（推动灾后重建等社会效益），还意味着追求这一目的所运用到的手段的善意。尤其是在进行“死亡敲门”等敏感领域时，新闻记者更应该谨慎行事，采用善意告知原则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做到尊重、倾听与理解。具体来说，记者在联系与采访的过程中，应具有换位思考的意识，带着尊严和尊重对待他们，就像国际记者中心在《灾难和危机报道手册》中提到的，“记者们需要保持平衡，既要敏感，又不能胆怯。永远不要问‘你感觉如何’，永远不要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最好是告诉他们‘我对你经历的这一切感到非常抱歉’”。另外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需要给受访人一种掌控感，让他们选择自己舒适的方式进行采访，记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好“倾听者”的角色，让他们从倾诉中获得安慰。如果有人拒绝采访，就像《人物》报道中的石女士，那么就不去打扰他们，友善的感谢他们然后走开。总之，在灾难报道的过程中，我们只有运用善的手段才能追求到善的目的。

（二）平衡采访：给予各方平等发言权

不仅仅是灾难报道，在各类冲突性议题的报道中往往涉及多方利益体，记者做到平衡采访，给予各方平等的发言权是重要的新闻伦理规范之一。灾难发生之后，各方均想通过媒体放大自身观点，弱化与自身相左的意见，这本是人之常情。所以在报道时，记者的角色就十分重要，需保持自身主体性，坚守客观理性的原则，把握住采访的主动权，平等采访不同利益方，充当好灾难报道中不同利益方之间的“沟通生命线”，为妥善处理事故提供符合规范与良知的新闻服务。但是，平衡报道言之易行之难，从现实来看，灾难发生时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在各方势力的左右下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铁链女当事人、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等等。“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替失声群体发声、追求公平正义是我们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责，做到平衡报道，不仅仅能为事件解决带来突破，而且也事关媒体公信力，关乎在这个“众声喧哗”时代里受众对主流媒体的信心与尊重。

（三）积极建设：等候官宣的同时规范介入

灾难发生之后，等候权威性的官宣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媒体过度依赖官宣，仅仅将“转发”作为自身职责，沦为官方的“传声筒”，这是媒体功能的错位，同样面临违反新闻伦理的风险。出于各方的考虑，官宣的信息往往是经过层层把关之后的有限信息，不同部门的把关立场和标准相差较大，把关者的素质与偏好也会极大影响最终官宣内容的构成，在东航事故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东航董事文不对题的回答极大的挫败了公众对于灾难问题解决的信心，消解了公众对于上层管理部门的公信力。而媒体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推动者”，需要在等候官宣的同时，积极、规范介入到挖掘真相、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来，以“建设性新闻思想”为准则，以新闻伦理与法规为制约，通过独立采访，查证相关信心，呈现多元意见，对官宣内容进行补充甚至纠正，无论是对于满足受众需求还是媒体自身品牌建设，均相当重要，并且有利于“官宣”部门及时掌握新信息，形成官宣部门与媒体之间良性的信息互动。总而言之，媒体积极、规范的介入，是生命至上、真实、善意等伦理原则的重要体现。

“众声喧哗”，话语权下放的时代并不意味着新闻伦理规范的退场，相反，它应该成为主流媒体营造与自媒体区隔的“杀手锏”，成为打造自身品牌形象、提高用户黏度和增强公信力的“杀手锏”。从《MU5735航班上的人们》这篇报道掀起的风波我们可以认识到，伦理规范也是受众衡量媒体的重要标准之一，媒体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受众也该给予媒体一定的包容，理解他们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不易，认识到有些道德原则并非是普适和僵化的，而是情景化的、灵活的，不该忽视具体情境以一般准则否定媒体的全部努力，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唐冰,唐远清.灾难报道“侵扰悲痛”困境及对策——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报道为例[J].青年记者,2022（06）：41-44.

[2]高杉.灾难报道中的伦理诉求与构建原则探究[J].新闻研究导刊,2022,13(17):125-128.

[3]方可成.关于灾难报道的几个伦理问题[J].青年记者，2022(07):4-5.

[4]陈昌凤,王雪冬.灾难报道请恪守“最小伤害”原则[J].青年记者2008(18):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