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8月8日晚21时19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战狼2》导演——吴京在第一时间在微博发文祈祷震区平安。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逼迫吴京捐款的舆论声讨并演变为道德绑架。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的逼捐风波很快便得以平息。本文先从四个角度分析“逼捐式”道德绑架形成的原因，并指出三点关于此次风波快速平息的思考。

【关键词】道德绑架微博媒介素养

【Abstract】:9:19pm on Aug.8th, 2017, an earthquake magnitude of seven hit Jiuzhaigou County, Aba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Wu Jing, Director of Wolf WarriorsⅡ, prayed for the people in the earthquake-hit area in Weibo shortly after the disaster, followed by a tide of public opinion forcing Wu to donate, which finally turned into a moral abduct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is event subsided so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earance of moral abduction from 4 perspectives, and puts forward 3 reasons why the event quieted down quickly.

【Key words】: Moral abduction; Weibo; Media literacy

【事件回顾】

2017年7月27日，吴京执导的动作军事电影《战狼2》在中国内地上映。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这部超燃的电影，让吴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4小时票房破亿，单日票房4.26亿创华语电影新纪录，最终票房56.8亿人民币，位列全球票房榜单55名，成为首部跻身全球票房top100的中国电影。累计1.59亿的观影人数，也让《战狼2》成为了全球影史单一市场观影人数的冠军。

但就在《战狼2》打得正“火”之际，天有不测之灾，8月8日21时19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

8月8日当晚，吴京在微博发文：“祈祷震区平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此微博的留言中，有许多网友以《战狼2》票房大卖为由，直接“逼捐”吴京：“战狼票房马上突破40亿，你给灾区捐他一个亿吧！”，“吴京同志总得捐上一两个亿表下态吧？”这些键盘侠的逻辑是：既然你吴京这么“爱国”，这么爱拍“主旋律”电影，那你就必须得在四川地震中捐出巨款，否则你就是骗子，就是假爱国。事实上，吴京已经向灾区低调捐助了100万元。

在此之后吴京接受采访时对“被逼捐”事件作出回应：“要向李连杰师哥学习，慈善我还会用我的方式进行到底，误会总有澄清的时候。并且李连杰也曾鼓励自己，慈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无论多少都是最棒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吴京被逼捐”风波较之于“范玮琪晒娃”、“周立波假捐”之类的道德绑架时间而言，迅速得到平息，吴京的善举很快得到了一部分理性网友的力挺，他们用理性的话语科学的分析《战狼2》的票房收入，用吴京过去参与救灾的实际行动给了键盘侠们一记有力的耳光。这种力挺之声又很快的占据了上风，网友们纷纷站出来表示对吴京的支持。当然，在“力挺声”中也存在着恶意谩骂，进而有演变为“网络暴力”的倾向。

【案例分析】

“吴京被逼捐”事件可以说是道德绑架的典型案例。这一行为也让近年来频频发生过的针对明星的道德绑架事件再次引发热议。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刘德华立即捐款10万元，却被网友怒骂捐的太少。四川雅安赈灾事件中，范冰冰、杨幂和刘恺威、李小璐和贾乃亮等人也收到此类责难。面对每次善举引发的骂战，曾有网友总结道：“捐钱=作秀，不捐=冷漠，公布=炒作，不公布=没捐，捐多了=显摆，捐少了=吝啬，解释=洗白，沉默=心虚。”这一黑色幽默也点破了明星捐款活动陷入道德绑架的怪圈。

一、“逼捐式”网络道德绑架形成的原因

(一)开放、匿名的网络环境为道德绑架提供生存土壤

道德绑架形成的首要前提是要有开放的平台让人们可以自由发言，而自媒体时代下自由开放的言论平台给道德绑架现象的形成营造了“空前方便”的生存环境。在此次事件中，微博用户可以在吴京的微博下自由的评论、转发，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无法想象的。新媒体给予了民众极大的选择权和自由度，丰富多元的网络信息增强了网民对新闻关注的积极性。同时，各种平台也提供了互动的机会。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网民不仅仅是信息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参与者与传播者。

网络平台的自由开放归根于网络的匿名性特征，而这种匿名性也恰恰是产生道德绑架的“温床”。“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谁”形象地体现了网络匿名性这一特点。对于绝大多数的网民来说，网络提供的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平台，不仅可以让人们畅所欲言，同时匿名性这一特征也让网民在发表批评意见时少了后顾之忧。当很多观点相互碰撞时，尤其是当人们以善之名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时，道德绑架也就无形中产生了。此次的“吴京被逼捐”事件也是如此，部分网民打着“爱国”的旗号，将爱国与捐款等同起来，批判吴京“虚伪的爱国”。在网络“匿名性”的驱动下更多的网民加入进来，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

（二）“网络推手”、“键盘侠”与“沉默的大众”联合助长“绑架气焰”

在互联网语境下，信息以几何倍数增长，受众的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常态话语往往淹没在信息海洋中，非常态的信息往往可以其极端化的表达，引起普遍关注。九寨沟地震加《战狼2》这两个热议话题加在一起便是一个轰动性话题，这无疑给了网络推手一个绝佳的“脱颖而出”的机会。

紧跟网络推手而来的便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键盘侠们，他们组成了这场“道德绑架”的主力军。“键盘侠”这个术语来源于“离场介入者”，也可以用“不在场的在场者”来表达，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事件中，不在事件现场的非利益相关者借助虚拟空间的开放性和自由表达机制，对该事件进行表达实践。如果说“离场介入者”是个中性概念，那么“键盘侠”则更多的带有贬义意味。在此事件中的键盘侠们既不是九寨沟地震经历者，也不是《战狼2》的投资方，却积极的参与到对吴京捐款的道德绑架中，他们往往在不直接面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但在网络中则以道德、正义的形象自居，对各类事件评头论足。对于“键盘侠”而言，快速宣泄不满情绪，享受惩恶扬善、居高临下的快感可能比事件的真相更加重要。

除此之外，在此次的“逼捐”事件中，舆论的形成具有“沉默的螺旋”的特征。“沉默的螺旋”理论提出：“由于人们害怕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被社会多数意见环境所孤立，找不到社会归宿而产生一种惧怕的心理，而在多数意见的压力之下，为避免这种恐惧心理而选择跟从他人的观点以寻求安全感”。互联网上意见的表达是否是公开的意见呢？根据诺依曼的研究，在公共场合通过语言或者非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即被视为公开的表达。有公开意见的表达就可能有社会孤立的产生。微博尽管是虚拟空间，其社交形式也可称为虚拟社交，但其仍然具备现实社交的心理要素，参与其中的人仍然需要投入心智和情感，社交中造成的孤立感是真实的。这种害怕被攻击害怕的孤立的恐惧感，让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或者依附于快速占据“优势意见”的一边。而且诺依曼在后期的研究中也发现：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或者具有浓郁道德问题的事件中，沉默的螺旋表现的更加明显。在“吴京被逼捐”事件中，由于属于道德事件，具有较强的感情色彩，“键盘侠”们举起道德的旗帜，将捐款与爱国等同起来，让一部分人纵然认为“逼捐”失当也选择沉默，另一部分则甘于成为马尔库塞眼中的“单向度的人”，失去否定、批判和辩证能力，选择被动接受信息，随波逐流，在大量网络信息的洪流中变成了“沉默的大众”。

（三）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盛行

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是在互联网的虚拟社群里出现的极端平民化思潮，它具有平民性、自发性、非理性和方法论上片面性等特点，存在着以个体利益僭越合理道德和以人道同情绑架法律之倾向。

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市场竞争、多种分配方式等多种原因必然带来一定的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极易被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者进行了随意放大和简单化甚至是错误的归因后普遍地传播，使人们只看到贫富分化的结果，而不去分析产生贫富分化的复杂原因；或者只强调贫富分化的外因，忽视和否定其内因，进而滋生出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强烈的仇富心态。在这种严重失衡和强烈不满的社会心态支配下，任何道德事件都会成为压抑已久的过激情绪的宣泄口，把个人不幸的根源归根到社会制度或其他无辜的所谓成功的精英身上。这种情感的宣泄极易演变为道德绑架。例如2006年，一位母亲为了筹集孩子“神经干细胞移植”所需的4万元手术费，向王菲、李亚鹏夫妇发出求助信，这封信被刊登在报纸上。最后，李亚鹏夫妇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掏钱捐款。范冰冰早年因为拒绝参加扶贫活动，被不少地方报纸撰文攻击，指责其为富不仁。更有网友直接在彩票中心拉横幅，要求彩票中奖者捐款救人。在他们眼中，有钱人和明星，必须捐款，仿佛有钱人和明星的钱不再是私人财产而是属于“社会共有财富”。

此次的“吴京被逼捐”事件也是如此，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战狼2》票房大卖为由，逼迫吴京捐款，甚至要求其捐出票房的十分之一，将吴京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种强制性的捐款本质上是对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

（四）在微博的特殊场域下，明星“走下神坛”

明星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过去的明星被视为“神话”，明星与粉丝的关系也呈现出被动、等级森严等特点。但自从微博出现后，在这一场域下，明星与粉丝产生的新的互动关系。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曾提出拟剧理论，认为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戏剧有相似之处，人人都在不同的社会舞台上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每位或每群观众面前显示自己略有不同的形象。一旦人们进入某种社会环境，他们就会希望对这一社会环境有一定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表演”自己的言行举止。根据他的理论，明星展现自我形象时需要关心所处场域，要学会了解其规则和资源，以更好的适应环境。微博的草根性驱使明星和平常人一样，在微博上演绎生活中的自己，仿佛成为了粉丝的邻居、朋友。随着媒体格局的转变，传统媒体对硬新闻越来越重视，对明星的报道也越来越少。继而明星越来越重视在微博之类的自媒体新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观点，以提高和保持自己的知名度。粉丝们也享受与在微博上与自己的偶像进行“平等”的交流。

和之前只能仰望明星不同，在微博上明星不再是“神话”，这使得粉丝与明星得以建立一种J·汤普森(Thompson.J )所称的“远程亲密感”，这表明粉丝能够亲切地感受到著名的明星。然而这种亲近并不被固定在任何物质层而上，尽管影迷从来没有遇到过明星，但是熟悉性依然存在。这样的平等交流进一步深入，便容易演变为粉丝群体对明星私生活的过度干涉，形成多数人的暴政。例如，鹿晗恋情曝光后受到大量粉丝的言语攻击，范玮琪在阅兵当天晒娃受到网友炮轰，王宝强离婚得到大批“正义人士”同情。在此次“吴京被逼捐”事件中同样如此，捐款是吴京的个人行为，财产是吴京的私有财产，网友们并没有权利干涉，到道德绑架者确认为这些干涉都是理所应当的，这与微博一特殊场域有很大的关联。

二、关于“吴京被逼捐”风波快速平息的思考

（一）微博“自净功能”迅速作用。

传播学者陈力丹指出：“比起微博传播谣言的能量，微博的纠错能力和自净化能力更为强大。”微博自净带来的事件还原效应称为“无影灯效应”：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有不全面之处，就好比每一盏灯都有“灯下黑”，但是当所有知情人的观点汇聚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纠错的关系。这就是微博本身强大的自净功能，只不过自净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建立在博友信息多方印证和信息发布足够开放的前提下，真相方能呈现。

在此次“吴京被逼捐”事件形成道德绑架之后，有许多网友毅然决然的站出来，站在理性的指出吴京实际已经低调捐款100万元，科学分析了“《战狼2》票房利润”，并发布吴京在汶川地震、雅安地震亲赴现场抗争救灾的照片。快速还原吴京“坚持自己的慈善原则”的真相。很快，力挺之声压倒“道德绑架”的批判之声，形成优势意见，沉默的螺旋再次始动。

（二）网友“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九寨沟地震”救灾、重建工作上

在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地震发生之后，传统媒体和自媒体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传统媒体发挥权威信源、深度报道、舆论引导的作用，社会化媒体则发挥即时性传播、互动传播、迅速扩散的优势，双方取长补短，全景式呈现新闻事实。大量的追踪报道，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了抢险救灾、灾后重建的硬新闻上来。

（三）公众媒介素养和法律意识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在此次“吴京被逼捐”事件中，看到了公众媒介素养提高的一些方面。在道德绑架发生后，有一部分网友从理性的角度以事实批驳道德绑架者，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理性发声迅速形成舆论声势，让此次风波快速平息。

但是在力挺声中不难发现“垃圾”、“死全家”之类的谩骂，“某某小鲜肉靠脸吃饭怎么没人逼他捐”等等之类的诋毁。“键盘侠”的确有错，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起初不明白真相的无辜群众这样大量针对性的侮辱和谩骂，实际上同样构成了网络暴力甚至可能构成对其他明星的网络诽谤。网络言论往往是感性的、具有煽动性的，这也就要求公众在使用网络媒介时进一步提高媒介素养和法律意识，不仅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更好尊重他人合法权益。面对网络中不合理言论还是应该站在理性的角度，理性发声。

【参考文献】

[1]王安琪.网络社会如何放大人的单向度——以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为视角的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1(06)

[2]陈力丹,谢丽莎. “善”与“美”的新闻更需“真”——谈谈道德“绑架”新闻的现象[J].东南传播,2012(05)

[3]李丹.众生狂欢:明星与粉丝的微博互动关系研究[J].东南传播,2012(07)

[4]陈少波.当谣言邂逅微博,是自净还是泛滥——自媒体环境下微博谣言的传播学分析及辟谣方略[J].新闻界,20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