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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为例看后真相时代舆论场下的真相失焦

作者:梁晓辉 时间:2019-01-08

【摘要】2016 年年底,《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年度热词,用来描画“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2017年8月,陕西榆林产妇坠楼事件引发舆论风波,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网民情绪受到感染不断放大。众声喧哗成为网络舆论的特征,但公众并未因此更靠近真相。本文将以这一事件为例,分析后真相时代,舆论场中的真相失焦问题。

【关键词】后真相,榆林产妇,真相失焦,舆论

【Abstract】At the end of 2016, Oxford dictionaries named "post-truth" as the English word of the year, describing a situation where "objective facts have less impact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and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s have more impact". In August 2017, the public opinion storm caused by the event of a pregnant woman jumping off a building in yulin,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case of unknown truth, netizens' emotions were continuously amplified. The clamor has become a featur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but the public is not closer to the truth. This paper will take this event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issue of truth loss in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in the post-truth era.

【Keys words】post-truth, yulin maternity,the truth lost focus,public opinion

图/微博@榆林一院

【案例简介】

2017年8月31日在陕西榆林市某医院妇产科,一名孕妇从5楼分娩中心坠下,抢救无效死亡。9月1日,华商报在APP“二三里”中称“榆林 27 岁待产孕妇坠亡”,后经“天天快报”APP、“绥德资讯”微信公众号转载,传播的内容大部分停留在对事件的介绍,有少部分倾向家属的声音。

9月3日,榆林第一医院官方微博@榆林一院发布情况说明称:三次建议剖宫产均被家属拒绝。事件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9月4日,@华商报发文《绥德待产孕妇坠楼死亡院方称曾三次建议剖腹产均被家属拒绝》。次日,该微博转发量激增,网民们群情激昂。同日中午,产妇家属通过@北京青年报首次表态,表示不认可医院发布的声明,声称曾两次主动提出剖腹产。

9月6日凌晨,该院针对坠楼事件第二次发表声明,并公布监控录像截图,称产妇两次下跪请求家属同意剖宫产。当天下午,产妇家属做出回应,称产妇是下蹲,而非下跪,并声明曾主动提出剖腹产。

自此,罗生门局面形成。在网络舆论的声势浩荡中,围绕着“究竟是谁拒绝给产妇剖腹产”这一问题,医院与家属各执一词,各自为阵,事实冲突,细节不明,也掀起了一波波的舆论热潮。

8日开始,随着榆林一院产科副主任及当时助产师的接受采访,舆论中质疑院方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恐婚”“恐育”“恐婆家”“恐医闹”等观点仍然占据很大空间。之后,尽管各种传播平台上仍有零星信息,但随着事件的平息,舆论也慢慢淡化。

【案例来源】

http://m.sohu.com/a/169550196_648891

http://news.163.com/17/1124/20/D41JP04N000187VE.html

【案例分析】

一、大众敏感标签与公共舆论场的形成

追溯事件的发酵过程,微博@华商报的报道《绥德待产孕妇坠楼死亡院方称曾三次建议剖腹产均被家属拒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微博首发于2017年9月4日,次日转发量超过5万,并登上微博热搜榜。该文中写道:“17时50分,产妇向医护人员提出剖腹产的要求,医护人员征求家属意见时,家属称表示理解,但拒绝手术,继续观察。‘产妇由于疼痛两次走出分娩中心和家里说疼得不行,想剖腹产,但家属一直不愿意,坚持顺产。’”

从事件发生到在网络引起热议,有几个关键要素:死者为女性且是孕妇,事件发生在医院,女性是弱势群体,这些敏感信息极易引发公众的同情心。此外,该事件中带有“婆媳关系”“恐婚恐育”等标签,涉及到新时代的女性地位与权力问题,极易引起社会舆论;同时,随着近几年医患关系的不断恶化,“医患”标签也很容易引发舆论舆情。[1]

在@华商报 微博下,网友的敏感神经被挑动,情绪迅速被点燃,人们的情感瞬间被案件发生过程的描述所激怒。网友在探讨其轻生原因之余,纷纷谴责产妇家属,尤其是产妇丈夫和婆婆。网民群体根据医院提供的单方面声明:家属反对剖腹产,便在脑海中浮现出了预存的“家庭矛盾”“夫妻矛盾”“产妇没地位”等刻板印象。

仅半天后,产妇家属就及时表态,否认了医院声明,但仍改变不了成型的舆论态势,随后亦此。8日院方接受采访后,在“医患关系”刻板偏见作用下,以曾经在医院经历不公待遇的“遭遇者”为主的人群开始对医院进行了新的讨伐。

二、舆论焦点转移与群体极化

此次事件中,医院虽然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但未对事实做完全公开透明的说明,不断推诿责任,将“拒绝剖腹”归为家属意愿。同时,家属公关能力薄弱,没有在事件发生之初就做充分的事实说明,导致舆论完全倾倒性声讨家属,达到了群体极化的程度。

基于客观的事实缺失,舆论逐渐扩大演变,网友们借此事件肆意表达自己主观的情绪。舆论焦点从“产妇坠楼”“是谁拒绝给产妇剖腹产”,快速延伸至“女性生育权利”及“女性地位”,部分女网友因“共情心”将自己代入坠楼产妇的身份,将产妇遭遇化为自身的缩影,并将当事人家属作为不满情绪的宣泄口。许多网民集中在评论热榜中,“现身说法”,历数婆家的“恶行”与“生育记忆”。这些故事汇聚成“评论故事会”,折射出世间百态。

网络舆论中舆论主体的情绪也并非凭空出现,只不过是现实情绪在网络世界的投射和迁移。当情感占领了理智,事实是什么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支配人们发出观点的,往往是他们努力代入角色后产生的共鸣。在后真相时代,比起客观事实,情绪和信念更能影响民意。

三、自媒体助推情绪发酵与态度引导

互联网舆论的生态具备很鲜明的“群落”特点,基于时空隔离被彻底突破,人们有条件找出那些和自己观点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意见群落”。这本来只是一种心理学现象,但是,现在舆论中有人利用这种现象制造“倾向”,在传播中故意把公众关注点往截然不同的“态度”上去引导,以产生“流量”,严重危害社会共识,并有意地制造社会对立。

本次事件中,身为网络“意见领袖”的自媒体大V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着舆论的发酵和偏离。事件刚刚爆出、真相不明的情况下,许多自媒体迅速抓住了网民的情绪点,借“榆林产妇”事件发表煽情文章,赚取流量。推文巧妙设置了受众的议程,通过传播诸如“孕妇下跪求家属”等内容,激起网民情绪。不少产妇在公众号的煽情文章下留言,“那种绝望没有经历过不会懂”“我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要掌握在家人手上”……

在这样的引导下,各方都在以自己的“态度”为基准去“寻找”事实依据,放大任何有利于自己态度的事件要素,刻意淡化甚至掩盖对自己态度不利的要素。争吵中,流量被二次生产出来,如此继续循环。最终,陷入争论的任何一方受众都是输家,而真正的赢家只能是制造“态度对立”的人,因为他们收获了畸形的资源。

【案例反思】

回顾此次事件,医患关系、家庭问题、孕妇生育问题触动着网民的神经,网民的情绪已脱离对“究竟是谁拒绝给产妇剖腹产”这一事实真相的探寻,而是停留在“我把你当老公,你却把我当子宫”的愤怒的宣泄中。其背后暗含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亟待复位的传统媒体

“后真相”时代下,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煽情性、鼓动性的信息,网络受众的情绪化意味着受众有时刻面临被摆控的风险,而传统媒体作为舆论的引导者,比社交媒体拥有更高的权威性。

本次事件中,相比而言,传统媒体的报道相对滞后,事实真相无处探寻、网络媒体的众说纷纭导致人们随意对事件作出评判,在群体感染机制的作用下,网络群体更易产生群体极化。2017年11月24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央视独家采访:陕西榆林产妇坠楼事件在场人员还原事情经过》。

然而,这篇迟到的事实并未激起早已淡化的舆论。截至2018年11月,在微博中搜索“榆林产妇”四个字,出现的内容中仍包含着网友对于产妇家属的指责,不少网友在类似事件下评论,“上次榆林事件也是家属不同意顺产”。

因此,当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应该及时介入,相关当事人针对核心问题进行有效回应,对事实真相给予最快速最大程度上的公开,保证事实源的准确可靠,提升政府公信力。传统媒体报道应当强化社会公器意识,自觉承担守望社会的责任,对新闻质量、深度和准确性进行把关。在调查出真相后,传统媒体应该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并与新媒体联动,及时发布相关真相的新闻信息,消解不实言论,缓和线上负面情绪。

二、有待提升的媒介素养

在高速发展的数字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有使用媒介的权利,但是这里面所展现的媒介素养是参差不齐的,“数字鸿沟”在这个时代似乎是逐渐扩大的。要知道,在面对一件敏感的社会热点事件时,我们自身所具有的知识储量、媒介的使用范围、预见事件发生的未来趋向的能力等,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全面解析的能力。

因此,在“后真相”时代,想要减少舆论场下的真相失焦,提升媒介素养是重要途径。一是要提高受众的信息鉴别能力。对于一些明显的虚假消息,网民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避免被一些营销账号“带动情绪”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二是提高受众的信息传播能力。不盲目跟风、转载,在输出符号的同时,要判断内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参考文献】

[1]熊燕,姜雪.后真相时代榆林产妇事件中网络舆论演变与监控[J].视听,2018(05):154-155.

[2]何明敏.“公众同情”在中国新媒体舆论中的建构、原因与影响[D].山东大学,2018.

[3]李军.“后真相时代”,凝聚共识靠内容而非流量[N].新华日报,2018-03-28(014).

[4]刘梦然.引导与宣泄--后真相时代下的舆论狂欢现象探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8,9(14):84-85.

[5]罗娇.“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情绪引导[J].西部广播电视,2018(14):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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