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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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杭州女童失踪案件为例浅谈后真相特征下媒介报道的失衡

作者:高洋 时间:2020-10-09

【摘要】后真相的特征在网络时代愈演愈烈,后真相让网络群体漠视真相本身,也忽视了其中的社会伦理规则,媒体报道也出现伦理失范行为,特别是对于个体生命等基本权利的漠视尤为让人心痛。在杭州女童失踪案中,网络受众为何对此次事件如此上心,全因媒体爆料的神秘玄幻而引起了公众的好奇心,当最终女童的尸体找到后无人关心后续,只想继续推理之旅。

【关键词】伦理失范;真相推理;后真相舆论

【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truth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nse in the Internet age. Post-truth makes the Internet community ignore the truth itself, ignore the social ethics rules, and media reports also show ethical anomie, especially the disregard for the basic rights such as individual life. In the case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girl in Hangzhou, why the online audience was so concerned about the incident, all because of the mysterious mystery of the media broke the public's curiosity. When the girl's body was finally found, no one cared about the follow-up, and just wanted to continue the reasoning journey.

【keyword】Ethical anomie; Truth reasoning; Post-truth opinion

【案例简介】

6月12日,一对年过四十的男女,入住杭州市千岛湖镇的一所快捷酒店。

6月29日,租客以酒店太贵为由,搬到了章子欣家住,每月租金500元,并且吃喝也在章子欣家。

7月3日,租客对两位老人说,他们要去上海参加婚礼,想带她去做花童。老人打电话询问章子欣父亲的意见其父亲说:“坚决不可以,如果非要去,你就陪孩子一起去。”但老人仍旧把孩子交给了这对租客。在租客承诺做花童会有一个大红包时,把9岁孩子交给了两位租客。

7月4日,租客带章子欣离开杭州,直奔福建漳州下午五点左右,三人在景区附近的一家酒店入住。

7月5日早上9点,有监控拍到三人在漳州东县的某条街上游玩。

7月6日,三人又离开了福建漳州,而直奔浙江宁波。晚间8点,男租客发来小视频,小孩疑似在坐火车。晚间11点,三人下了火车,在宁波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店入住。

7月7日上午,三人退房。

章子欣父亲开始反复催促男租客,要求其送女儿回家。租客发了个定位给章子欣父亲,显示是“宁波象山县”。章子欣父亲说:“如果你没有时间,我就自己开车去接孩子!”但租客没有理会,只说了句:“充电器坏了,手机没电了”。

傍晚18点左右,租客失联。

下午17:22分,宁波象牙黄金海岸酒店监控拍到三人恰好路过。晚间19:17分,旅游区的监控拍到,三人在象山县松兰山某街道出现。晚间22点20分,象山县的某沿海公路监控拍到,只有两名租客出现,而不见章子欣!!!

很快,两人搭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杭州东钱湖景区。

7月8日0时许,租客双双跳湖自杀。东钱湖景区的监控摄像头,拍下了租客自杀的全过程。

7月13日,疑似被害女童遗体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观日亭正南方向16海里处(石浦海域)被发现并打捞上岸。通过刑侦技术鉴定,确认系失联女童章子欣,尸表未见明显暴力性损伤,符合生前溺水死亡特征。

从7月11日被发现并报道,之后引发舆论讨论。由于掌握证据不够充分,警方也无法得出结论,于是网友自发破解此次离奇事件,网络各种推测真相,“奶奶重男轻女” “租客拐卖儿童” “生母暗中操控”甚至衍生出“阴婚”邪教”各种离奇结论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好奇推理之旅。

【案例来源】:

 1.https://www.douban.com/note/726071671/?from=author

 2.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39090371618739628&wfr=spider&for=pc

【案例分析】

一、后真相简介

《牛津英语词典》将“post-truth”(后真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用以描述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事件。“后真相”定义: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不难看出,后真相时代,人们不愿化更多的成本去寻求事实的真相,情绪化的处理方式战胜了理性,让人们得以说服自己相信某一“事实”,而忘却了溯源。“后真相时代”的定义是:在这个时代,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人们不再相信真相,只相信感觉,只愿意去听、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

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后真相”已屡见不鲜,诸如年初的“汤兰兰事件”、“王凤雅事件”等。在情绪化主导的分析之中,事实真相被人们淡化,权威媒体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后真相”并不是一个新兴的概念,早在1950年,黑泽明导演在他制作的电影《罗生门》中就阐述出了后真相时代的特征之一:哪怕同样的事实,人们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并且自圆其说。近些年来,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后真相”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2016年春节的“上海逃饭女”到“汤兰兰事件”再到如今“泳池冲突女生生自杀事件”,后真相愈演愈烈,真想愈行愈远。后真相”时代如何处理媒介伦理悖论,寻找事实的真相不得不令人深思。

二、后真相对新闻行业的冲击

(一)“坏的主观性”扩散,社交媒体推动后真相

“坏的主观性”是黑格尔的一个术语,用以表示主观性的无限制扩张,用以表示主观主义的极致,用以表示主观性通过“坏的无限性”来拒斥实体性的内容,并以此来取代或冒充客观性。在黑格尔看来,客观性植根于真正的普遍者;而具有实体性内容的普遍者既不是主观性的无限集合,也不是它的平均数。举个浅近的例子来说,可以有一千种甚或一万种主观意见,但这些主观意见的集合或平均数并不就是真理;即便我们将这样的主观意见置放到“坏的无限性”之持续不断的扩张之中,在那里产生出来的东西也决不是真理。

今天,“后真相”是“与公共舆论的境况所发生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而这种转折又特别是与媒体手段的变革(即‘新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等)相表里的”。社交媒体的属性充分刺激了人们的需求,释放了人们的欲望,满足了人们在传统媒体时代无法实现的信息传播、意见表达以及社交需求,放大了“坏的主观性”。如今的网络自媒体大多为迎合受众需求,并且借助社交媒体进行情绪的宣扬与传播,将一种“坏的主观性”进行传播,促进了情绪,信仰等方面的观点传输。如在杭州女童失踪案当中,众人将各种离奇、玄幻的故事结论强加于事件本身,将“阴婚”“宗教”方向的推理给事件真相定性,这种事情是不符合科学道理的,却是符合大众对于无真相定论事件的最好说辞,不仅能满足公众的好奇心,更能使受众感受到一种所谓的故事性,网络媒体也不得已将报道方向转向相关方面的报道,也因此,公众视野的关注点也改变,促进了后真相特征的产生,使得事件本身的真相被人遗忘。

(二)新闻业基本原则受到挑战

“后真相”现象突破了政治领域,其影响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挑战着西方新闻业的基本原则。新媒体的崛起以海量的内容和多样的渠道引发受众信息消费状态的改变;曾经的新闻消费者,逐渐转变为积极的新闻参与生产者。社交媒体、新传播技术以精准推送、算法机制等介入新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满足用户个性化的新闻需求,成为了新的议程设置者和把关人,极大地挑战了新闻客观性原则。例如,“Facebook的动态新闻算法是一种基于用户社交使用的协同过滤机制,目的在于过滤出对于用户‘有意义’的信息;该机制有可能会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算法审查、信息操控与平台偏向,从而影响受众态度。”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使用者不经查证便盲目分享来路不明的内容,推动了假新闻的泛滥。这表明,“社交媒体成为信息与受众之间的最终把关人……势必彻底颠覆关于新闻价值、专业主义和职业伦理的共识”。

1.信源失衡拉低报道准确性

由于新闻行业的自媒体化和部分主流媒体商业性逐渐增强,为满足受众的部分需求如部分“坏的主观性”,将新闻报道的方向转向受众所期望看到的,即便媒体报道只是寥寥几笔阐述推论,但大量的失衡事实的报料却在指引着受众向着某一确定的方向思考。如在此次事件中,有网友猜测其家庭离奇,媒体就去报道其父母关系,对孩子母亲进行调查与报道,即便没哟明显结果,但还是将受众的关注点转移,对带走孩子的男女也进行失衡性报道,如对其的不光彩行为或较为不好的一面更多展示给受众,对其周围人的采访也是将负面的评价呈现于受众面前。

2.叙事煽情降低报道真实性,

叙事的煽情化处理能够更加搏得读者的同情心,使得文章更加具有感染力,这样的文章商业性更浓,这也是网络自媒体的惯用手法,同样也影响到了业界的新闻叙事导向。在此次事件的相关报道中,大部分报道的立意之本最初是利用大家对于儿童的关心来吸引眼球的,最初都是寻找失踪儿童,受众愿意为儿童失踪这种案件买单,之后媒体也以此为基础对此事件进行报道,将受众对于儿童的关爱情绪作为前期报道重点,后续离奇的事件发展也将煽情的叙事作为鼓动受众的重要手段,弱化了报道本身的真实性,提高了报道的故事性和煽动性。

(三)记者职业素养缺失

正是因为媒体的商业导向和自媒体的崛起,部分记者也失去了专业素养的培训土壤,特别是自媒体对于记者这个职业的冲击,在自媒体报道环境下,社交媒体成为了报道的平台,而记者则可以是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即人人都是记者的特点,也正因为这样,记者的专职属性被弱化,大量自媒体的记者完全没有经过专业记者的培训,而可以直接上岗,并且还能取得不俗的成绩,也因此降低了各个媒体对于记者专业素质的培养,转而专注于如何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

三、对策分析

(一)新闻行业恪守原则

坚持核实原则,在西方,核实事实是新闻工作的中心,是保障新闻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重要措施,美国媒体于19世纪早期就创设了这一工作传统。近几年,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 news)作为一种新的新闻样式,日渐成为辨识虚假新闻(fake news)和监督公众人物的有力手段。

(二)技术与制度的联合监督

1.变被动为主动:辟谣关口前置化

利用大数据技术鉴别谣言信源的唯一性进行有效锁定。根据谣言传播的信息源具有唯一性的有效识别特征,通过大数据回溯技术,可以准确将网络谣言进行有效识别,进而进行传播干预。二是充分利用谣言的传播时滞性。网络谣言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从核心人群向边缘人群的传播有1~3天的时间周期,因此网络谣言需要抓住这个传播时滞期,及早切断传播路径,实现网络谣言预警的主动性。

2.变各自为战为综合治理:网络辟谣的社会化

首先需要构建网络辟谣的多元主体平台。网络谣言的治理目前多是以平台企业和政府为主,社会第三方等资源介入其中的比例不高,未来需要在政府主导层面,形成数据平台方-企业-专家-高校-政府等五位一体的多元主体平台,实现网络辟谣的社会化和无影灯效应。

其次,要打通辟谣的数据平台,构建国家层级的网络谣言大数据平台。通过社会化的合作,在整个国家层面构建网络谣言大数据平台,融合网站、报纸、电台、电视、社会组织,建立融合新媒体、传统媒体的综合辟谣机制。

同时,要加强预防式科普宣传,全面提升民众识谣、辨谣的素养。加强日常的预防式科普宣传,尤其是针对敏感人群的通俗易懂的谣言传播

【参考文献】

[1]吴晓明.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J].探索与争鸣,2017(04).

[2]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4(06).

[3]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03).

[4]李彪,喻国明.“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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