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除夕，陕西汉中市青年男子张扣扣持刀连杀三人。事发后，不实报道层出不穷，部分媒体立刻开始炒作，将凶犯张扣扣形容为“为母报仇”、“卧薪尝胆”、“侠义之士”，致命此案迅速形成网络狂潮。本案例以2018年初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张扣扣案中媒体的情绪化报道与网民的非理性表达为研究对象，简要分析后真相时代媒体与公众“流量在前，真相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情绪在前，真相在后”的表现特征，并从媒体、新闻生态系统和受众三个角度讨论了特征成因。最后，试从政府、媒体、公众三方面探寻在当下舆论环境中如何走出“真相在后，众声喧哗”的困境。

【关键词】张扣扣案；后真相时代；新闻伦理；公众参与

【Abstract】On New Year's eve, a young man in Hanzhong, Shaanxi province, killed three people with a knife. After the incident, false reports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some media immediately began to hype, the murderer was described as "revenge for his mother", "sleep on brushwork and taste gall", "chivalrous man", the fatal case quickly formed a network frenzy. This report studies the media's emotional reporting and netizens' irrational expression in this case, which aroused wide public attention in early 2018, and brief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ost-truth era, trying to find out how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Key words】Zhang Koukou; Post-truth era; Journalism ethics; Public participation

【案例简介】

2018年2月15日，农历新年除夕，陕西省汉中市发生一起杀人案，35岁的张扣扣持刀捅死邻居王家父子三人。两天后，因害怕公安机关的追捕，凶犯张扣扣前往当地警察局投案自首。

被害人与张扣扣并非素不相识，22年前，被害人之一的王家三子王正军曾在一场邻里纠纷中失手打死张扣扣之母。为吸引流量，在张扣扣案发生后不久，即有多家自媒体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以“为母报仇”、“卧薪尝胆”、“侠义之士”来神化张扣扣。一时间，各种“情绪性事实”与“想象性事实”层出不穷。如2018年2月19日，微信公众号“扬花楚南”发布的《张扣扣为母复仇案：没有人不想好好活着》，文中称张扣扣“是一名特种兵”，编造了“提刀进仇家，连杀三人，未害妇孺”等情节，在张扣扣动机未明的情况下将其定性为“为母复仇”，并以“大丈夫快意恩仇”来为张扣扣开脱。

随着警方调查和媒体采访的深入，张扣扣案出现反转。20日当天，“红星新闻”微信公众号发表了《除夕行凶人张扣扣：案发前给父亲4万元拒绝“找媳妇”》；“界面新闻”微信公众号发布《知情人讲述：我所知道的张扣扣杀人案》；澎湃新闻发布《陕西张扣扣案：除夕连杀邻家父子三人，两天后他投案自首》。这些媒体报道较为客观真实地还原了张扣扣的生活，以冷静中立的态度进行了事实披露，证明了前几日部分自媒体捏造的“特种兵”、“为复仇不娶妻”、“不杀妇孺”等情节均为谣言。

2018年2月21日，新京报报道，南郑区法院已将当年张扣扣母亲死亡案向陕西高院汇报，省高院已委托市中院合议庭再次合议，有了最新结果会再次通报。

2018年2月23日，中央政法委官方新闻网站官微@中国长安网辟谣：陕西高院并未像此前媒体报道那样，委托汉中中院对当年张扣扣母亲遇害案再合议。

尽管随着新闻报道的深入，自媒体早期散布的多数谣言已被辟除，但在真相面前，仍有很大数量的网民继续发布一些情绪化的评论，认为“张扣扣为母报仇天经地义”，“他是不可多得的英雄”。更有甚者，将怀疑的矛头指向1996年的张母死亡案，认为当年存在司法不公的现象。直至2019年7月17日，在澎湃新闻报道张扣扣被依法执行死刑的这条微博下方，点赞数最高的评论仍是对张扣扣的夸赞。

【案例来源】

 1.澎湃新闻  https://mp.weixin.qq.com/s/NTlsdfa4u1Z3kGEH0nvD6A

 2.人民日报  https://mp.weixin.qq.com/s/9nSJXWCPLhxKKoNJhLnfQQ

 3.新华社    https://mp.weixin.qq.com/s/nTtTV5UP7YgzCdUlpmlj1A

 4.红星新闻  https://mp.weixin.qq.com/s/62HM9E6RBFbXTgCWAF0KkA

【案例分析】

“后真相”一词最早由国外媒体提出，《牛津词典》将其解释为：“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响民意”；《纽约时报》将其定义为：“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经济学人》称:“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在张扣扣案中，后真相以“情绪性事实”与“想象性事实”层出不穷，新闻报道出现反转，情绪化评论占领舆论高地为主要表现。这些现象何以出现？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媒体之变：专业媒体的溃败

（一）“流量至上”成为当前媒体进行新闻生产的主导逻辑

后真相时代判断一则新闻是否成功的标准已经不再是它是否真实，是否足够深刻，而是它是否吸引用户的点击，是否能为新闻网站带来流量，进而将流量转化为收益。为了获得更高流量，媒体容易带入主观情绪，违背新闻客观性原则，将某些争议夸张放大或是以偏概全。

张扣扣案一出，即受到许多自媒体的高度关注，应该是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为母报仇”的情节符合了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中的“孝道”一说，有“爆点”。2017年的于欢案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应该也是有这样一个层面的原因。其次，案件发生在除夕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更容易引发关注。最后，为了进一步引爆热点，部分自媒体捏造了各种谣言，比如“特种兵出身”、“为了报仇刻意不结婚”、“不杀妇孺”等。这些传言都为张扣扣案增添了传奇色彩，为其在网上传播助了力。

（二）对零时差的追求

目前速度优先和信息随时更新的媒介环境中，记者们没有时间或疏于进行严谨和全面的查证，媒体缺乏全局观和整体观，因此失去了对报道的完整性、准确性的把关。在零时差的压力下，媒体容易为了时效性减少专业性。在张扣扣案的后续报道中，新京报为了在第一时间刊登消息，未核实信息来源的准确性便发布了“陕西高院已委托市中院合议庭再次合议”的错误报道，对司法系统和新闻媒体的公信力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新闻生态系统之变：芜杂而多元的新闻行动者

（一）生产和发布信息的主体增多，把关与监督的责任相对分散

当前的新闻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社交媒体，平台媒体，专业媒体，自媒体等构成的网络，除了新闻机构外，政府、企业、个人都能成为独立的发布者。这就导致许多媒体缺乏一定的专业素养，政府对媒体的监管多有力所不及。在张扣扣案中，多家媒体挑动网民情绪，散布不实消息，显然缺失一定的新闻专业素养。信息发布者过多也造成了监管的困难，当政府机构发现错误并辟谣时，谣言在舆论场上造成的影响已经难以挽回。

（二）发布信息的渠道异常丰富

当下，每天都有海量信息散布在微博、微信、公众号、博客、头条号等各种平台。这种混杂的新闻生态使得网民难以厘清媒体与非媒体、记者与非记者、新闻与非新闻、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界限，也大大增加了对信息进行监管的难度。

三、受众之变：后真相时代的受众心理机制

（一）选择性机制增强

人们在搜集信息时，无论合乎事实与否，都偏好支持自己的成见和猜想，选择性地回忆、搜集有利细节，忽略矛盾的资讯并加以片面诠释。同时，“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进一步阻碍了异质观念的交流，更加固化了受众的观点。

（二）犬儒心理

犬儒心理即受众的主要心理特点是质疑和批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体的质疑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集合起来，逐渐形成一种集体的质疑。在集体力量的影响下，很多网民会强化放大质疑的心理，甚至可能会形成质疑一切的偏执。在后真相时代，这种偏执一度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只要是主流和官方的声音，“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信”，或者“我只相信我相信的”，甚至借讨论之机发泄对公权力的不满。这就造就了后真相时代受众对事实和真相的虚无主义态度，甚至犬儒主义心理。对张扣扣母亲死亡一案的处理，网上有传言说存在司法不公，此情节也正契合了公众对司法现状以及现行体制不满的心理，一度在网上掀起讨论热潮。

从检察机关公布的公诉意见书来看，张扣扣案并不存在此前多家媒体描述的“为母复仇”、“不杀妇孺”、“96年命案司法不公”等现象。故而这起案件从来都不是一出“孝子反抗司法不公的英雄史诗”，而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严重暴力犯罪。因此，尽管张扣扣案和于欢案在情节上有相似之处，但从法律上来说，张扣扣不应该和于欢一样获得舆论的声援。

2019年7月17日，张扣扣被执行死刑，张扣扣案宣告结束。然而，这起案件暴露出媒体和公众在当下参与热点事件时表现仍多有不足。这也提醒我们反思：后真相时代，我们要如何在“众声喧哗”中避免“真相在后”？

其一，需要政府健全新闻法治，重建受众信心。张扣扣案是微博舆情的典型案例，但其背后是官民矛盾在中国重要发展战略期的显化。煽动情绪的自媒体能获得网民追捧，而有时阐述事实的主流媒体营造的舆论语境却与民众的意识冲突，甚至分歧巨大，这折射出的问题远比案件本身要严峻得多。越是在这种时候，官方越是要及时回应，越是要尽可能加大司法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要欢迎和鼓励传媒对司法领域的适度介入，以舆论监督为防腐剂，有效防范和限制司法权力的异化与滥用。

其二，需要媒体追踪热点时求真去伪，避免信源单一、采访失衡。资源的丰富，环境的嘈杂，不能成为专业媒体懒惰或放弃的理由。在事实的挖掘中，媒体仍是主要的力量。媒体仍然需要到达现场、探求真相的能力，穿越迷雾、核查事实的能力，透过表象、直达深层的解读能力。新媒体时代，民众的发言权被鼓励，但媒体仍需要重塑专业权威，重拾对真相报道与解释的话语权的话语权。在涉及国家核心理念的事件上，无论是宣传部门、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都有义务将偏颇的舆论思路拉回到事实与法治的路线上来。

最后，后真相问题的破解，也需要公众提升自身媒介素养。面对媒体碎片化和话语权的分散，鉴别信息的真伪成为一项基本能力。一方面，我国应该针对不同人群采用多层次、多途径、多种方法全面加强普通公众媒介素养的教育；另一方面，公众也要树立正确的媒介责任意识，积极发声，理性发声，为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网络环境尽一己之力。

【参考文献】

1.张庆园,程雯卿.回归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反思自媒体时代的后真相及其原理[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09）.

2.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6）.

3.彭兰.无边界时代的专业性重塑[J].现代传播，2018（05）.

4.王怡溪,赵云泽.正义的想象:后真相时代的媒体报道与网民舆论——以“张扣扣”案的舆情风波为例[J].新闻春秋,2019(03).

5.彭聪.公共领域中民间“英雄”与官方“替罪羊”的神话建构分歧——以张扣扣案微博话语为例[J].视听,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