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网络民族主义理论视域出发，通过计算传播相关研究方法对安倍晋三事件中网民舆论表达戏谑化现象进行分析。意在探讨本次事件发生的伦理结构，以及本次事件实现了怎样的伦理功能，又会存在何种伦理困境。

【关键词】安倍晋三；网络民族主义；戏谑式表达

【Abstract】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nationalism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ridicule in the expression of netizens' public opinion in the Shinzo Abe incident through the relevant research methods of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It intends to explore the ethical structure of this event, what kind of ethical function this event has realized, and what kind of ethical dilemmas will exist.

【Key words】Shinzo Abe; Internet nationalism; playful expression

【案例简介】

7月8日12点31分，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发布#安倍晋三从背后被散弹枪击中#的新闻，在短时间内引爆热搜榜。安倍晋三作为日本前首相遭遇恐怖袭击，其身份的特殊性迅速激起我国民众讨论。 

本文使用Python对7月8日至7月15日期间带有“安倍晋三”关键词的微博推文进行爬取，经清洗无效数据后，共取得数据5514条。并在此基础上以Rostcm6软件进行分词后，剔除无效词语，使用Word art导出词云图如下。

词云图可以将文本信息可视化呈现，通过“词语”的放大与缩小来展示文本中词语出现的频率，在本文中主要用于展示公众对于“安倍晋三”事件的基本态度。戏谑式表达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具有“娱乐为表，期待为里”的双重情感特征。

有学者认为，戏谑式话语不仅是网络舆论的表达方式,其背后反映的是民众的生活状态、权利诉求和价值取向分析词云图可见，公众对此事件多呈戏谑的情感态度，表示为“哈哈哈”、“吃席”、“普天同庆”等，而表示“可怕”、“悲痛”、“人道主义”的发帖则为少数。

 

结合Bert情感分析机器学习模型，通过筛选微博的认证发现，第一类群体以蓝V用户（以官媒和注册媒体为代表）为代表与第二类群体以红V、黄V和无认证用户（自媒体及个人）为代表的言论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其中第一类用户的言论为理性客观的介绍事实为主，而第二类用户则以宣泄情感为主，从中我们也可以一瞥主流媒体与民间舆论的分歧。

网络民族主义的概念最早出自2003年《国际先驱报》的报道中，其是以互联网为载体，以不同民族爱国主义取向为内容的有机结合体，是民族主义在互联网上的延伸。在国际交流与冲突日益频繁的今天，具有鲜明的网络民族主义群体的展演逐渐成为常见的媒介景观。在安倍晋三事件中，公众的发贴广泛的提到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所作出的侵害性事件，如抗日战争时期“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以及近期的“钓鱼岛”、“靖国神社”事件等。可见，公众的戏谑化表达之下实则深谙中华民族对被侵略历史的深恶痛绝之情，具有民族主义叙事逻辑的表征。本文将以实证研究材料为基础，对安倍晋三事件发生的伦理结构进行分析，并且以辩证的视角分析此次事件中的伦理困境。

【案例分析】

一、安倍晋三事件的伦理结构

（一）价值基础：“爱国正义”催化正当性气候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与民族精神则为网民的戏谑化表达提供了“正义”的价值基础，从而为其言论的抒发提供了一种正当性的意见气候，使个体“安然”的处于舆论螺旋的正极，而不必面临“被社会孤立”的恐惧。在本次事件中，大多数个体以日本“侵华战争”与当代日本对华不利的外交政策所形塑的集体记忆为依据，表达为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在国际场域中历史上与当下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控诉。网友在发言中广泛的提及其外祖父岸信介，将他归类为侵华战争的甲级战犯之流，此类的发言如“安倍晋三继承了他祖父的‘政治基因’，他从政期间颁发了很多对我国不利的政策”、“安倍晋三骨子里留着甲级战犯的血”。在此逻辑下，戏谑化表达成为一种爱国行为的展演，并且在呼吁国际社会“公正对待”的利益诉求下隐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获得舆论表达的合法性依据。

（二）触发机制：回音震荡攒动“口号式”表达

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提到，人们更容易听到志同道合的意见，从而使相同的意见不断传播、强化最后使网络群体走向认知的偏执化。微博作为以本国用户为主体的社交媒体，在意识形态同质化的环境下，网民面对国际事件往往没有激烈的政治观点博弈，而是在信息茧房与自身不断的选择性认同下让相似的观点叠加发酵。对微博网友发言的词频统计发现，“哈哈哈”的词频在网民发言的词语中占总体的68%，而“吃席”、“开席”等娱乐化表达也分别占总体的28%与26%。回音震荡下，这样一种口号化的、戏谑化的申明被嵌入大众行为动机潜意识的最深处，在重复的表达中攒动了强烈的爱国情感。

此外，美国学者华莱士通过研究发现，在涉及民族的网络议题中，网民最初可能带着相对中立的观点看问题，但经过与“志同道合”的人商议后，他就可能从中间地段向边缘移动，最后产生极端的观点。本文通过对相同用户发言进行时序性分析发现，部分用户从一开始的“见证历史”等中性化表达逐渐走向类似于“死有余辜”的仇恨话言论，在负面话语的撒播下极化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

（三）功能取向：共意动员塑造民族共同体

共意性社会运动的概念由麦卡锡和沃尔夫森提出，其指的是诉求具有公益性、道德性、正义性等特点，具有高度的情感认同的一种社会运动形式，共意性社会动员往往具备“去政治化”的特征，是“无组织的组织行动”。这种形式的社会运动不但不会引起道德指责，有时还能得到体制内的支持。郭小安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共意性社会运动克服了“搭便车”困境，让每个个体都能“轻而易举”的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媒介中介了社会运动中人与人的链接，巨大的社会网络化为一个庞大的在政治共同体，“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得以形成。

耶尔·塔米尔指出民族共同体对于个人来说具有独特的价值:个体是“特定人类共同体的成员，他们不能在这些共同体之外发展出一种语言或一种文化或者设定自己的目标。一旦脱离了这种共同体，个体就会失去可供选择的规范与价值，更会失去身份认同成为没有归属感的“游魂”。在此次事件中发表“不要过度治疗！”、“坐在办公室憋笑好辛苦”等言论成为了网民辨识你我的身份标签，而呼吁理性看待的个体俨然成为了“共同体之外”的人。

二、安倍晋三事件中的伦理功能与困境

（一）“民意的疏解与表达”还是“麻醉下的自我满足”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发，各种利益群体参与社会博弈，民众情绪一点就燃。网民通过“戏谑化表达”在网络上的宣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网民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表达需求，疏解了现实生活中积攒的民意。然而专注于社交平台上的“自我”的爱国意识呈现会使民众产生了一种虚拟的自我满足，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中国际关系改善，或者是民族主权表达上的效果微乎其微，公民在自我麻醉中淡漠了对现实生活的参与，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悖论之中。在热搜撤去的今天来看，曾今狂热的欢呼者们轰然散场，只留下网络场域中那些只有批判性话语却没有建构性意见生成的“数字废料”。

（二）“行为纠偏下的共同体维系”还是“矫枉过正后的无差别攻击”

网络民族主义往往以“爱国”作为其群体规范与群体价值，并对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对不正当的行为进行纠偏。在爬取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任何抱有“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言论都受到了其它个体的指责与批评，使其在螺旋之中走向沉默，有效的维护了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念。但另一方面，群体作为勒庞口中“不假思索”却“急于行动”的个人集合体，在相当一部分事情面前缺乏全面调查便对他人诉诸网络暴力，开放的话语空间发展为学者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广场”。如在发言中一方称另一方为“圣母”、“精日”、“理中客”（讽刺）等，这种污蔑性称号打压了其他舆论的生存空间，持有建设性意见的个体在舆论的裹挟下选择沉默。可见，无差别攻击的背后存在引发“极端的螺旋”的可能，为非理性发言的滋生提供环境。

此外，这样一种无差别攻击背后还存在民粹主义倾向。这样一种戏谑的、自发的话语无疑强化了霸权色彩，表演性质的行动制造了带有优越感的文化资本，占据“道德”者可以肆无忌惮的对同胞进行批判，撕裂了社会共识，也对政治生活施加了压力。

（三）“鲜明政治立场下的政治实践”抑或“狂欢下与世界对话的撕裂”

网络民族主义在网络中传播伊始，往往是由有理性的、具有一定知识文化背景的青年群体为号召大家的爱国意识、摆正政治立场而进行的传播活动，网络民族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宣言了爱国主义情感，是一场理性的爱国实践。然而，互联网拓展了言论传播的空间边界，在地球村下全球对话成为可能。观察发现，戏谑化言论不止在国内社交平台上出现，在国际平台上也比比皆是。当这样一些戏谑化言论“出海”到国外社交平台领域则成为消极的国际传播，不利于我国在国际社会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内涵的对外话语体系，同时也有悖于我国“既开放自信也谦逊温和”的国际形象。

三、反思与讨论

对比其他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可以发现，以往的网络民族主义事件都是在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的一种“自卫性”反应，但在安倍晋三事件中则成为了“自发性”的欢呼。可见，这样一种长期积压的民族情感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衰弱，而是在一次次的社会运动中不断强化，从而让网络民粹主义的矛头愈发凸显。

在法律的规训下，网络民族主义在行动上没有再发生注入钓鱼岛事件一样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暴力行动，但在网络空间中，由于群体的匿名化弱化了勒庞所说的“道德约束”，因此我们仍需要警惕民粹主义者利用国民爱国热情。因为在戏谑化的言论之下，我国的利益诉求并不能真正实现。这样一种“道德感”失位的人身攻击，不但不会引发国际社会对于我国对于“摆正历史，还原真相”的诉求的关注与同情，甚至会引起不能厘清安倍晋三与我国历史渊源的国际社会人士因此对我国公民素质产生反感。

我们究竟应当用何种态度对待此次事件？我们很难通国明确的法律对个体的行为进行约束，也不可能在国家政府层面脱离民族情感去诉说“世界主义”。而对于媒介从业者来说，其属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对其所属的共同体有特殊的纽带关系和义务责任。但与此同时，其也应当成为某种思潮与理念对话的中介，以中间者的身份对“从民族走向民粹”的“爱国情感”进行调停。

牛静认为，媒体从业者应当基于最低限度的世界主义构建全球媒介伦理。即基于克里斯琴斯所提出的“真实(truth)、人类尊严( human dignity)和非暴力( non-violence)”作为“伦理底线”，认为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及其所蕴含的伦理原则可以作为支撑所有文化的普世价值，则能在不违背媒体从业者作为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特殊义务的同时，为民族主义提供运作边界。在本次事件中，央视新闻在报道安倍晋三逝世的新闻中使用评论精选功能，对不当言论进行过滤的同时，也对民众在此次事件中两种态度的评论予以展示。其核心在于，呼吁我们以理性的方式看待安倍晋三逝世的事件，既不能忘记历史，也不能予以嘲弄，因为嘲笑死亡并不等于民族的胜利。

总的来说，网络民族主义群体的行为不仅是爱国主义传播的参照系，也是社会情绪变动的晴雨表。在利用新媒体带来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红利的同时，也必须把网络民族主义群体聆听、引导群体理性发声、规制越轨行为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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