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9月12日，时任平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尹惠强回复短信问题在社会上掀起舆论风波，舆情持续发酵致使其最终被免职。而在这场舆情风波中“弱势群体”的情感共鸣报团式伸张正义和集体讨论扩大了舆情范围，这对政府形象的树立产生了影响，也推动了政府系统举一反三查改服务群众工作问题。针对该事件我们也应该思考，网络环境中面对舆情怎样去构建开放空间，防止“多数人暴政”，从而培养理智公众维护正义，防止“真相被淹没”媒介被少数人用来控制大多数人的可能性。

 关键词：舆情、政府危机公关、舆论监督

 案例简介

 2021年10月23日，据石家庄新闻网消息，石家庄市委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

2021年9月12日，时任平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尹惠强回复短信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石家庄市委对此高度重视，9月14日，责令其停职检查，并迅速成立调查组进行了深入调查。尹惠强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用简单粗暴方式回复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反映其思想作风不实，自身修养不够。

经石家庄市委研究决定，对尹惠强进行诫勉，免去了尹惠强平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职务。

通报原文网址：（http://news.sjzdaily.com.cn/2021/10/23/99731180.html）

此事件自9月12日起，短时间内在网络舆论场引得国内主流媒体和各路大V纷纷跟进，存在于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中严重的官僚作风和江湖习气的舆情风波就此形成。

 

案例来源

 

1.微信公众号：资政殿，河北平山政法委书记回复群众来信只有一个“滚”字（https://mp.weixin.qq.com/s/7e_egxWyYgHiybdhVRll0g），2021-09-13 09:11

2.微信公众号：新京报，群众发短信反映情况，平山政法委书记回复“滚”（https://mp.weixin.qq.com/s/Bhi9wAjRFAGQPdH3uYtrUw），2021-09-13 16:32

3.微信公众号：新海言，群众反映问题，河北政法官员回复“滚”，这是个误会？（https://mp.weixin.qq.com/s/cTtnnMKlJf79Q7KQGUyGWg），2021-09-13 20:44

4.微信公众号：红星新闻，政法委书记让群众“滚”？官方回应（https://mp.weixin.qq.com/s/lw0NIacip_XYzf_vhIFwYA），2021-09-13 19:53

5.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河北一政法委书记回复市民短信“滚”？当地通报（https://mp.weixin.qq.com/s/a3Qjwg8_-YB1kau0N5He7A），2021-09-13 19:29

 

案例分析

 

(一)舆情发酵原因

1.“弱势群体”的情感共鸣催化“抱团正义”

随着互联网通讯的日益畅达，“公权人员”对弱势群体的暴力伤害事件不胫而走。如，上海松花江警察绊摔抱孩子的妇女、六安警察攻击维权的女教师、城管粗暴执法、陕西防疫保安群殴买馒头小伙等等事件，无疑再给公众传递一种公权越来越任性的表象。

自古关于“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就政治和社会权利看，“农”长期处于弱势群体层级。随着时代进步与意识形态提升，传统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来之不易的公民权利通过民主和监督的方式和途径得到捍卫和巩固。在普通民众眼中官员代表“强势”，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源于历史条件下我们对“官员”这一角色的定位。当官不为民办事，不如回家卖红薯。随着新时代人民主体地位的提升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宗旨深入人心。而县政法委书记回复群众来信只有一个“滚”字的实践中所激化的情绪，正是传统“弱势群体”在官员“权力”与新时代公民“权利”之间的捍卫。这样的“弱势群体”的舆情传播者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而是一种情感共鸣式的，对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担忧式声援。同时，情感上的自贴式“弱势群体”标签，催生了群体借助网络的聚集产生集体抱团式的伸张正义。

2.“社会比较”的集体讨论扩大“舆情范围”

在回信群众“滚”事件中，网友们的讨论中已经背离了事件主人公“个人行为”。取而代之的是将集体讨论转移和蔓延到了整个公职人员群体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的“监督”，舆情范围被扩大。例如，后续被频频用手机拍摄举报和举报的“某某单位公职人员上班时间玩手机、追剧”等事件被牵连出。而在讨论过程中，个体若发现和其他人持类似的观点态度时，就会倾向于一种渴望被关注的关注、被赞赏。这也是此事件发生后部分“网红”大V公众号连续性传播此事的一方面原因。因为在他们眼中传播此事件会对今后“可以减少甚至改变政府单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惠及人群更为庞大。”

但同时，他们针对网民的“留言”，也会以“把关人”的角色，将能够发酵此事件的“留言”刻意呈现给读者。越来越多的讨论者卷入其中，支持主导性意见。如评论留言“滚字切合实际，是公仆心声”等片面误导性言论。此时，“沉默的螺旋”所引发的舆情不在单纯的指向事件主角，而是“点名”隐藏在权力背后的无数个不为民办事、有违政府宗旨的“官员”，从而逐步影响政府在公众面前树立的公仆形象。面对此舆情风波，政府也需要提前介入和及时善后，来正确引导舆论，既站有群众立场，又坚持政府导向，快速反应推动政府服务群众工作中举一反三。

(二)舆情对政府的影响

1.损害公众对政府的认识，破坏政府形象

在该事件中，政府官员回信“滚”字的截图被各大网络媒体转发报道，加之公众号中“留言区”的主观议程设置，随着人民民主意识和主动参政议政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类似社会新闻及与政府有关的新闻不断的提升。在事件期初的调查结果中，将“误以为诈骗短信”的查证结果公布之后，便引起了网民对于事件处置不满的情绪。例如新京报收录的评论“越描越黑”得到点赞数2000多次。

所以，一旦政府发生危机，特别在得到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共同关注时，危机状况就会迅速上升，危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使得政府形象异常脆弱，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更有甚的引发社会动乱事件。

2.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削弱执政能力。

伴随着网络信息传递的快速性，任何一类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出现，都会很快产生讨论热潮，再加上网络传播的把关人效应的缺失和群集体化特征，导致负面信息极易占据绝大多数的舆论空间，使得政府形象恶化，并进而对政府合法性造成重大伤害。官员回信“滚”舆情风波中，更多的公民对于政府维护公民权益、为人民谋福祉、为人民服务的长远期望，从而扩大舆论范围形成了一种推动政府官员体制内“举一反三”，驳回人民赋予“尹书记”的权力。

而在现今民主时代，人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合法性的获得是政府在从公众那获得的利益回报来为公众提供更有效和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使公众承认政府合法性。也是公众的价值与政府的价值相一致，使公众对政府产生忠实的信仰，通过相互一致的价值观来实现。只有当政府与公众的观点达成一致，使得政府所推行的价值观，也是公众所要达到的目标，统治才是一种保障人民权利的权力行为。

(三)政府危机公关思考

1.构建开放空间，防止“多数人暴政”

网络世界作为一种网状结构的技术世界，本身就具备去中心化、去集权化的特质，它使每个结点所发出的声音脱去等级的标记，在技术层面建构了抵制“多数人暴政”的虚拟空间。麦克卢汉指出: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对整个心理和社会的复合体都产生影响，特定性质的媒介事实上是特定文化的标识。

而网络传播的互动方式取代了传统媒介的播报方式，传播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传播权力的变更。构建开放话语空间，彻底打破文化和信息的垄断与独裁被。转化网络传播的“无政府”状态、“个人主义”色彩优势，消解中心、颠覆权威的文化特征，形成一种防止和抵制‘多数人暴政’的文化和体制。例如，在类似“留言评论”中的议程设置中对于某一观点的高点赞量会形成一种新的“沉默的螺旋”力量来左右和人为影藏违背传播者意图的信息，从而在维护公共空间上政府处于被动局面，产生诱导众人参与“逼官”的极化现象。

2.培养理智公众，防止“真相被淹没”

当人数接近的群体在某个问题上持有两种不同观点时，讨论通常会使两种相反的观点折中，群体极化现象可能会锐减，甚至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作去极端化。根据社会心理学说服与争辩的分析，群体极化背后的成因正是讨论有限、论据太少，而且这种讨论被扭曲导人了特别的方向，因此群体极化中的人们并不是致力于真正理性的讨论，不过是谈谈既定倾向里的某个想法，讨论中提供的观点不过是促进群体往既有倾向更进一步，而不是不同观点之间的辩论。

设想一下，在回复群众短信“滚”事件中，凌晨1点收到陌生人的长篇短信+网址链接，久经基层政法战线的干部出于“保密工作”的警觉性，回复“滚”字属实欠妥，到不至于因“媒介审判”被撤职。在此事件中的“群众”并非普通群众，而是退休老干部。作为曾经的干部，向上级反应工作问题方式是否欠妥？为何不通过信访渠道上诉县纪委监委？倘若事件背后有公众不知情的力量在操纵，那么转发点赞的受众是成为借刀杀人的帮凶或正义维护的英雄仅在一瞬间。

舆论即为一个有争议的议程在公众讨论中所达成的一致性意见，理性的、公开的讨论是舆论形成的基本条件，而这种讨论能否展开，又取决于参与者是“公众”抑或“聚众”。所谓“公众”即理性公民的主体，公众面对争议议题时，他们具有自主意识而又尊重每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承认差异并力图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聚众”则不同，它是很多个体受某一共同事物吸引而形成的临时群体，相互没有理性的传播，而只有情绪的相互感染，“聚众”的个体自主意识薄弱，容易相互受情绪的传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对其他不同意见进行压制，从而消解讨论中的理性因素。

在群体极化现象中，比较常见的是激烈的言语争论、对当事人的人身攻击，此时的群体一般都具有“聚众”的特点。在口诛笔伐中“聚众”经常扮演的是“哄客”的角色，他们喜欢凑热闹，受情绪感染而跟风跑，谩骂是他们常用的表达方式，有时事件本身的是非未必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能够获得一种宣泄的快感、道德的优越感和兼而有之的自我实现。

因此，在以“聚众”为主体的舆情事件中，不仅理性讨论的氛围难以形成，且容易走向群体极化现象。只有当讨论的主体为“公众”的时候，意见转变为舆论过程才能真正反映出民意。网络作为一种意见交流平台，自由能否真正实现在于谁来使用网络以及如何使用。当网络被“聚众”滥用的时候，就有可能成为扼杀个人自由的帮凶；当它为“公众”用来交流意见、展开讨论的时候，网络赋予的言论自由就能探究真相、追寻真理、伸张正义，为社会服务。倡导和追求的网络自由应当是一种“有序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同时那些可能性也包含了各种限制，自由的性质和价值有赖于那些制约着它从而形成它的事物，如道德和法律。

参考文献

[1]秦志希,芦何秋.论“人肉搜索”中舆论的群体极化现象，新闻与传播评论.2009,(00)

[2]胡瑜,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危机公关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