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8月初，网上爆出一段9秒的视频和编造的聊天截图，引起了网友广泛关注，并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多家主流媒体开始对“杭州女子出轨快递小哥”事件进行报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报道中曾多次出现“富婆”“风骚少妇”等带有女性“污名化”色彩的词汇。这些词汇带着对女性的歧视偏见，甚至对读者也产生了不良引导，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当事人的心理负担，更是对当前社会性别平等运动的巨大挑战。本文将以“杭州女子被造谣出轨快递小哥”事件为例，浅谈当今媒介中出现的女性“污名化”现象。

【关键词】女性污名化；性别歧视；诽谤造谣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2020, a clip of video and a snap picture is posted, which attracts considerable atten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causes a great stir. Suddenly, a number of mainstream medias start to focus on the event, a woman having an affair with a deliveryman. Prejudiced words concerning female stigmatization, such as “a rich wife” “a flirting young married woman” are abundant in these articles. All of the words indicate gender bias towards present women, even generate misleading effect on readers, aggravate the victim’s burden psychologically, moreover, challenge the movement of gender equality of current society. Taking the event, “a woman from Hangzhou is framed to have an affair with a deliveryman,”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briefly about female stigmatization showing in current media.

Keywords: female stigmatization, gender bias, defamation

【案例简介】

2020年7月7日，吴女士如常在所住小区门口的快递站取快递，站在门口稍微等了一会便离开。而在一个月后的凌晨，吴女士从朋友那第一次看到在网上疯传的关于“她”的偷拍视频以及聊天截图。在网上的视频及聊天截图里，吴女士变成了独自在家带小孩的“小富婆”，是两次主动勾引快递小哥偷情的“风骚少妇”。这个故事在网络上被冠以不同标题，如“女子出轨快递员”，“这是谁的老婆！你的头已经绿油油啦！”，以及“寂寞难耐的少妇，趁取快递的机会，与快递员偷情”。

在7月7日当天，快递点隔壁超市的老板郎某某在偷拍吴女士后，与朋友何某某分别用自己的小号，虚构了“视频中已婚少妇”以及“拍摄视频的快递小哥”之间的对话，并且将捏造的聊天记录附上视频（吴女士的面部完全无遮掩）发到百余人的“车友群”微信群，经转发造成大量传播。

8月7日吴女士得知消息时，从吴女士小区业主，到其领导、同事、朋友都已经在对该事议论纷纷，甚至还有国外网友发消息来辱骂她。

于是在8月13日，警方发布通报，两位嫌疑人郎某某与何某某因诽谤他人被行政拘留9日。同时，吴女士被原公司劝退，试着投简历、找工作却一直遭到拒绝。郎某某和何某某尽管发布道歉视频，但就具体和解内容一直无法和吴女士达成一致。

10月26日，吴女士向余杭区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请求判处郎某某及何某某。

12月10日，吴女士通过微博发声，称事发后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12月11日，吴女士向余杭区法院提交刑事自诉状以及证据材料。

12月14日，余杭区法院正式立案受理此案件。

案例来源：

1.https://m.weibo.cn/6105713761/4578041252025923

2.https://m.weibo.cn/1875286971/4580673699188492

【案例分析】

一、原因分析

（一）社会层面：男性凝视

学者伊顿（A.W.Eaton)在《女性主义艺术哲学》（2008）中定义道：男性凝视是用男性的眼光将女性物化为客体以获取性愉悦的行为。在男性凝视中，女性往往是一个缺乏主观能动性的客体，女性则成为了观看者性幻想的表达。同时因为社会的父权结构以及父权意识，使得这样的“凝视”大行其道，甚至成为一种“霸权”。

吴女士一开始是郎某某和何某某凝视的对象，面容姣好的她被摄像头捕捉在手机屏幕上，被虚构成为了一位所谓的“风骚少妇”。他们幻想并且评价，吴女士就是他们想象的载体；后来当视频及聊天记录被曝光在网络上，吴女士又成为了“吃瓜网友”的凝视对象，她的外貌与聊天记录放在一块在“吃瓜网友”看来就是她“出轨”的“铁证”。但是实际上，女性外貌与出轨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这并不影响男性进行“凝视”，将一个漂亮女性与一则艳情消息联系在一块，无需多余的信息，他们就已经获得愉悦。

（二）媒介层面：“出轨女性”的形象塑造

女性出轨的新闻在近些年虽常见但受到关注度并不很高，这样的艳情新闻大家早已见多不怪，但“女性出轨”仍然是新闻报道中“热捧”的主题。与“男性出轨”的相关新闻相比，“女性出轨”的新闻往往会与女性自身的外貌以及生活习惯联系在一块，例如“美丽”、“爱逛街”等等在一次次的报道中被媒体不断加强与“出轨”的联系。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这类女性也就被贴上“不检点”的标签，被污名化。在吴女士的这则新闻中，尽管无实际证据，网民们也依照“惯性”相信聊天截图的所有内容。

（三）新闻受众层面：大众文化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解构了严肃文化、精英文化，民众的需求及喜好受到广泛关注。“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一书中，罗森贝格则认为其不足在于单调、平淡及庸俗。当大众媒介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时，也就难以避免地受到大众文化缺点的影响，逐渐低俗化。与此同时，大众文化又受到其消极影响，久而久之便形成恶性循环。

在此案例中，“寂寞少妇”“出轨”“快递员”，仅仅几个关键词就足以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戳到大家的兴趣点。因此从一开始微信群里的发布，到群内成员向外转发，再到吴女士周围人的以讹传讹，逐渐扩大，好似一滴水入平湖。

二、利弊得失

（一）媒介责任缺失，标题设置为博眼球蹭热度将女性“污名化”

媒体对该事件的起始都了然于胸，却为了吸引流量掐头去尾把“女子出轨”的字样赫然列为标题，避而不提造谣者。在本事件中，媒体发布信息时没有及时正确地引导受众的舆论朝健康的方向发展，而是使用模糊、暧昧的话语如“出轨”“风骚少妇”等字眼向受众传递带有暗示性侮辱、歧视女性含义的信息。

在新闻报道中，女性的形象多以负面为主，会使受众对女性群体的认知产生偏差，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因此在相关女性新闻的舆论表达中，受众会根据对该群体已有的印象表达自己的态度，极易形成一边倒的谩骂的舆论态势。

（二）网络匿名性为键盘侠的攻击行为带来安全感

在匿名的网络世界里，网友可以抛开现实中的种种顾虑畅所欲言，尽情宣泄自己的情绪。因为自身的身份处于隐蔽状态带来的安全感，所以往往不会考虑信息是否真实、合理就盲目展开批判。

尽管吴女士在网络上发布了自身受害经历，但仍有部分不理智的网友不相信吴女士的言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讨伐、谩骂吴女士。他们甚至并不在乎吴女士是否真正出轨，只是想通过敲击键盘吐槽、辱骂的方式来排遣自己生活中的不平。

三、对策

（一）媒体应以尊重、严肃和专业的态度报道关于女性的新闻

许多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会用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手法报道关于女性的新闻,并配以刺激性的标题、文字。由于生理原因，强奸、家暴等案件中的受害者几乎全是女性，而在新闻报道时在标题中将加害者隐去，只标注和强调受害者，比如本案例中标题中对受害者“杭州女子”身份的描述。媒体对女性受害者的过度聚焦，也使得女性受害者极易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因此，媒体在撰写关于女性的新闻报道时，在遵循新闻真实性原则进行报道的基础上，还应有秉持尊重、严肃和专业的态度，不对新闻事件进行添油加醋，不乱扣帽子。

（二）有关部门应加强网络舆论管理，维护良好的讨论环境

社会化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等，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发表看法、观点的平台。但是，许多“事实”经过互联网放大后产生的影响，在无形中会对当事人造成极大伤害。本案例中的真相早已查明，但此事对吴女士的困扰并未结束：身边的人议论纷纷，不时被陌生人谩骂，工作被辞退，找不到新工作，甚至患上抑郁症……几个月过去了，吴女士生活在阴影之中，自视为“社会性死亡”。

因此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网络舆论的管理，维护良好的讨论环境，规整恶意辱骂女性的行为和网络暴力行为。

（三）有关部门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受害者提供救济渠道。

就吴女士当前的处境而言，我们可以了解到，她的“自我救济”能力较弱，但与此同时，其他的救济渠道也相对缺失，比如社会救济，人们对吴女士及有类似经历的女性的同情和理解、声援和帮助尚有不足；又如司法救济，我国现行法律对网络造谣者的惩处力度有限，法律在如何帮受害者恢复名誉、如何评估和弥补受害者的各种损失等方面也没有更为明确的规定。

因此，当女性遭遇“污名化”时，除个人自身需要努力发声外，也需要社会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相关部门理应积极引导大众理解、声援、帮助遭遇“污名化”的女性，与此同时，也理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受害者提供救济渠道，保障女性合法权益。

四、自身启示和体会

（一）当处于舆论之外时

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身在网络舆论外的人，很难与舆论中心的人感同身受。而且对于社会上很多贬低女性的状况，大多数人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比如“大龄剩女”、“女司机”等这些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要想解决女性“污名化”的问题，无论是男性群体还是女性群体都应该理性思考，正确地认识自身，消除心中对性别的偏见。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宣传普及女性“污名化”现象等方式，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手段或方法，使其他群众正确了解女性“污名化”，进而减少或消除对女性进行“污名化”的现象。

同时，“谣言止于智者”，我们要合理发声，谨慎传播和评论与女性“污名化”有关的新闻。对于媒体发表的新闻，要能够正确认识媒体塑造的不良的女性形象，形成自己的见解和判断。这样，才可以促进两性平衡健康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

（二）当处于舆论中心时

在这种网络舆论的“狂欢”后，一般情况下，只有受害人默默收拾这一地鸡毛，平复自己受到的心灵的创伤。

身为女性，如果处于舆情事件中，应当及时主动发声，掌握话语权，而不该否定自我，甚至陷入绝望与痛苦之中。在这个新闻案例中，吴女士不仅受到了来自网络的恶意，而且还要忍受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丢失了工作的她陷入了抑郁的境地。但她并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很多时候，施加污名者因为媒体对女性污名的大肆宣扬与过度关注而被忽略，被污名者反而持续暴露在灯光下，受着周围人的曲解和谩骂。所以，每一次对抗女性“污名化”的发声，都是在为消除女性污名化贡献力量。

【相似案件比较】

近年来，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与女性污名化相关的词语，例如“绿茶婊”、“拜金女”等等，关于女性污名化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就以几天前网上热议的“成都女孩赵某新冠确诊后遭网络暴力”的事件为例。12月8日，成都市公布了确诊病例赵某14天内的活动轨迹。由于赵某在确诊前曾出入数家酒吧，活动范围较大，行踪较复杂，针对赵某私生活的讨论乃至“批判”也层出不穷：“才20岁就天天半夜三更在酒吧逛，只能说不值得同情”，“这个年龄不好好读书，不是啥好人”，“蹦迪也就算了，还一晚转四场，关键还无业”……网络上对赵某的谩骂随处可见，甚至有网友因为她曾出入多家酒吧，就将她与“娼妓”等侮辱性词语挂钩。

除此之外，赵某的个人信息也遭到泄露，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因此她被迫遭受着别人对她短信和电话的狂轰滥炸。赵某在这个事件中，最大的错误仅仅是对病毒的防范意识不强，但却因为出入数家酒吧，遭到了网友无端的恶意猜测和抨击，甚至“人肉”。在他们潜意识里，出入数家酒吧的赵某不是品行端正的女孩，即使赵某之后表明，出入酒吧是其工作的原因。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社会对女性行为有种种限制，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无处不在。很多人把女性群体固化为依顺、安分、相夫教子的形象，一旦有女性脱离了他们这一理想的范围，他们就会对这些女性进行否定与批判。例如，无端被造谣出轨的吴女士，因为无故背上了“出轨”的标签，她的生活就毁于一旦，工作和生活都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出现了抑郁状态。还有在酒吧担任气氛调节工作的赵某，因为她出入酒吧，没有固定且在某些人看来“正当”的职业，她就被人辱骂为“娼妓”。与这些例子相反，当男性出现类似行为（如出入酒吧、出轨等）时，大众对他们的态度似乎宽容许多。比如，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入酒吧或者娱乐场所的男性，并不会被贴上歧视性质的标签（如“娼妓”“风骚”等）；除此之外，在出轨问题上，男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受到过大的影响，甚至有时还会被原谅，而女性并不会受到如此优待。（注：此处并不赞成、提倡任何出轨行为，仅作举例比较用。）

这些案例不禁令人反思，在当今社会中，男女地位是否真正平等，人们对女性固有的刻板印象是否仍然存在。维护女性的合法权利，给予女性平等的地位，传递两性平等的观点，仍需各方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周蕊.传播学视角下女性群体形象污名化研究[J].新闻文化建设,2020(08):33-35.

[2]张瑾涛.新媒体时代国内女性主义发展中的问题研究——以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女性主义污名化现象为例[J].科技传播,2020,12(21):75-79.

[3]陈亚男.从新浪微博看新媒体时代的女性形象[D].东北师范大学.

[4]洪世林.男性文化霸权和女性自我表达的迷失——新媒体时代女性身体事件透视[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1(1):9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