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1月28日，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与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知名主播薇娅进行商谈。双方商定，在合肥打造全国直播人才培训中心，利用电商直播平台助力更多合肥“好货”走出去，并积极探索“直播+公益”新模式，开展公益助农。但是期间却因主播坐姿在网上引发热议，这一话题也迅速传播，不少微博大V博主开始批判，对主播进行大肆挞伐，言语充满鄙夷与蔑视。现今融媒体时代，女性群体形象污名化一种存在于社会当中，不断凸显的女性群体污名化现象，已经从言语伤害升级到促进女性群体社会生存空间缩小、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等层面。媒体却在污名化的过程中起着“放大镜”式的作用。

【关键词】主播 污名化 女性形象

【Abstract】In today's media era, female group image stigmatization is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henomenon existing in the society. It has upgraded from verbal injury to promoting the narrowing of the social living space of female group and threatening their personal safety. However, media plays a magnifying glass-typ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tigmatizatio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media brings people a faster update more abundant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should have the consciousness of gender respect gradually, in news reports in the weakening of traditional subject construct the stigma of a woman's symbol, for the group of women to break the stereotype Explore more Shared space provides a more objective mimicry environment Women themselves should also actively strive for voice, to express themselves correctly, cast off the yoke of the patriarchal social discourse system, efforts to break the stereotype of social and public, really realize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Key words】the anchor ; stigmatization; female image

【案例简介】

2020年12月1日，当红电商主播薇娅与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会谈时的照片在网上引发关注。“#薇娅和领导会谈姿势引争议#”这一关键词条在新浪微博上迅速登上热议榜，其中薇娅的着装和坐姿备受争议，有网友质疑：“难道这么大牌的网红连基本的礼仪都不懂吗？”更有甚者将批评指向薇娅的出身教养等。

但点进这一热议话题中，更刺眼的是“#虞爱华会见薇娅遭写诗污蔑#”这一标签，因在抗疫和扶贫攻坚中作出贡献而被国家授予荣誉的薇娅与家乡领导会见，这本来是正常且正能量的事。然而却遭余涅2020，听涛克己，郭松民（以上均为微博用户名称）等人写恶臭淫诗污蔑。观其用语，“商女”、“坐吹箫”、“带货骚”等词是对于薇娅网络女主播身份的鄙夷与蔑视。

纵观当下，女性污名化问题在新媒体时代仍未消弭，而大众媒体、网络媒体在女性污名化的形成中起着放大镜般的作用，职业偏见与性别偏见交织，要想消除长久以来大众的偏见与刻板印象下的污名化问题，依旧任重而道远。

【案例分析】2500-3000字，包括案例讨论、案例思考、案例观点、相似案例比较

一．薇娅会见领导遭写诗污蔑事件原因分析：

图一：污名产生机制的过程

1.社会层面：父权话语体系下社会偏见的形成

受“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观念影响，父权话语体系长久以来占据强势地位，女性话语权的式微使得大众对女性形象的认识囿于父权话语体系中对女性形象单方面的建构，从而形成长期的、普遍的、单一的刻板印象。这种大众普遍持有的刻板印象形成了社会偏见，而污名化现象的实质就是网络传播中的社会偏见[1]。由于当前社会对于薇娅这类网络女主播的社会价值尚未完全认可，职业偏见与性别偏见的交织导致的歧视性行为屡见不鲜。

2．媒体层面：媒体报道强化刻板印象

污名研究的系统与制度说认为：污名化不是一个个体知觉者的问题，而是社会背景的问题，一个蒙受污名的对象并不真的是在个体层面上被污名化，而是被社会施以污名，正是这一社会创造、允许并维持了这种态度和行为，而单个的施加污名者，仅仅是按照其所在社会对于适当行为的规范去行为和反应而已[2]。

媒体为迎合受众品味，顺应公众舆论发声，当“单个的施加污名者”听到这一声音后，更会增加行动来附和社会中对女性群体污名化的行为。“施加污名者”的声音因为媒体的默认甚至支持而逐渐变大，“被污名者”的反抗声音在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对比之下始终处于劣势，无法向更广大的受众传递自己的认知。在这种强弱声音对比下，媒体在其塑造的拟态环境中放大了“施加污名者”强加给“被污名者”的刻板印象。

3.个体层面：风险社会下的“信任危机”

现代社会正在向风险社会转变，高额的房价，昂贵的生活成本与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都普遍加重社会人群的生活压力，引发潜在的焦虑失衡情感。当人们通过媒体和现实接触，观察到到网络主播拥有的财富与知名度时，心理失衡产生，部分人的心理朝向负面变化。

风险社会也彻底改变了人在社会变化过程中的生存状态，“信任危机”急剧蔓延。当不信任的声音发出，或者不诚信形象出现时，社会的“不信任感”加剧，危机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中去。对于个人而言，原本是看到某个别的、极其少数的违法违规行为，但在不信任感加剧的背景下，这种个体化的行为逐渐成为标签，蔓延至整个群体，最终成为网络传播中一种泛污名化的现象。

二、薇娅会见领导遭写诗污蔑事件的影响

1、加剧网络舆论生态环境恶化

网络主播污名化现象加剧了网络舆论生态环境的恶化。网络舆论生态环境是当前网络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测网络生态环境重要指标之一。当前我国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并不乐观，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网络言论的极端化，网络群体的分化与固化以及网络争端频繁化几方面。

当网络主播的标签被贴满“消极、负面、庸俗”的标签，文化与社会心理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势已经成型之后，围绕“网络主播”这一具有争议性的议题的网络争吵将伴随相关新闻持续不断地出现在网络舆情争端中，极端的网络舆论生态，极易催生网络暴力与舆论暴力，缺乏约束与防范机制的网络信息传播一经生成将极难控制，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安全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网络主播污名化现象增加了互联内容规制的难度。如何进行有序合理的网络传播，建设可控的网络秩序是我国互联网规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一大难点。整体来看，对媒介内容规制的关注是亟待研究的课题，内容规制已经成为互联网规制机制的核心聚焦。

2、打击直播行业正向社会价值

网络主播背靠的直播行业也面临污名化的危机。实质上在“万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背景之下，网络直播行业在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满足精神文化消费中发挥着长足作用。在网络直播现象级发展势头下，如何充分激活正向价值，发挥该行业在连接互动、润滑社会、缓解压力等方面的天然优势，也是网络直播行业迈入下一发展阶段的标志性节点。网络直播的正向价值本该凭借其独特的真实性、代入性与感染力的特点在社会公益领域进行积极探索和发现。如今却被掩盖，从长远角度来看极大地忽视了网络直播行业社会价值的潜力挖掘。

3、阻碍网络主播职业化进程

网络主播污名化的现状，将引起对网络主播的职业歧视，对网络主播职业化进程造成阻碍，网络主播是否能成为一个职业、是否能将其选择为从业方向都是具有争议性的热点话题。除去行业的不稳定度、就业的容纳能力以及是否具备可培养的专业技能等客观因素，对网络主播这一职业究竟是否存在都尚未有统一定论。

三、事件问题解决路径

1、塑造主播人格化形象传播

广播、电视等媒介因高效清晰的特点，能提供给大众媒介充分的信息的特性被称为“热媒介”，同时也存在着非人性化的局限，如运用的都是离观众较远、充满距离的公共话语，缺失人际交流特征的自觉认识等

2、建立健全行业制约组织

首先应提高对主播群体的准入门槛，在加快推行“主播实名制”的背景下，从行业内部出发减少乱象产生的几率。杜绝“海量招聘，三天上岗”等功利化情景的产生。其次应建立健全主播与平台之间的劳务关系，只要主播的实际工作和利益分配反映了双方的的劳务关系，直播平台就应依法与主播签订劳动合同。

3、增加正面新闻报道篇幅

当前对于网络直播的报道虽然大部分遵循了中立客观的原则，表面上体现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但是在网络主播的新闻议题报道中，存在着对于负面议题关注过多的报道框架。题材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媒介环境的建构，媒介环境也是公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来源，受其影响公众对于网络主播的整体形象偏向负面

4、大力提升公众媒介素养

媒介使用素养是受众在网络空间中，传播与评论相关信息时，能保持较好的素养的行为要求，强调受众在网络空间的行为规范。网络主播污名化现象的消除，与在复杂的媒介生态中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密不可分。

5、及时舒缓社会极端情绪

由于情绪复杂循环的生产与传播机制。缓解网络极端情绪的首要选择应尽量减少引发网络主播污名的情景，减少刺激性的外部因素的生产。

1. 意见领袖的网络素质教育

   新媒体背景下，网络社会中意见领袖发挥着重要作用，KOL自带跟随者粉丝有较大的社会号召力。

   四．结语

   奈奥米·沃尔夫指出，一个社会或文化对美的认识和要求所体现的是男性的审美倾向以及男性主导的性别权力关系和性别结构，正是这样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决定了什么是美、如何为美、为谁而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播媒体给人们带来了更快、更新、更丰富的信息的同时，应该逐渐具备性别尊重的意识，在新闻报道中不断弱化传统主体建构的污名女性的符号，为女性群体打破刻板印象、探索更多共享空间提供较为客观的拟态环境。女性自身也应该积极争取话语权，正确表达自我，摆脱父权社会话语体系的束缚，努力破除社会及公众的刻板印象，真正实现男女平权。

   参考文献:

   [1]豆宏健.偏见的现代表现及其运作与根源[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6(5):123

   [2]王丽,李理.网络主播的污名化及其伦理困境——一项网络民族志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8(4),6.）

   [3]梁晏.网络媒体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视听,2020(09):162-163.

   [4]管健.污名的概念发展与多维度模型建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126-134.

   [5]周蕊.传播学视角下女性群体形象污名化研究[J].新闻文化建设,2020(08):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