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4.1 女民警痛失3名亲人 支撑虚弱身体坚守岗位

【案例概述】

汶川地震中，女民警蒋敏失去了父母和女儿等亲人，但她仍然坚守在救灾一线，某电视台一位男记者对警蒋敏进行了采访。记者首先让蒋敏自己说出“我的父母和我两岁的女儿都不在了”，记者接着说“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能够坚持战斗在第一线？”记者还问：“有时候，看到救出的这些老人和孩子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家人？”蒋敏回答：“会想起，一切都会想起。有时候我看到和我女儿一样大的小孩的时候，我就像到她已不在人世。作为一个母亲，我太想她了。……” 走出帐篷后，身心疲惫的蒋敏晕倒了。

（来源：央视国际视频，2008-05-17）

【案例评析】

灾难报道一般可分为两类，即自然灾难报道和社会灾难报道，自然灾难报道指报道由来自自然界的人类不可抗拒的力量或因素而导致的各种灾害，如地震、台风、水灾、海啸、火山爆发等，通常称之为“天灾”；社会灾难报道指报道由人为因素或各种社会矛盾而导致的重大的突发性灾难事件，如恐怖袭击、人为空难、矿难、火灾、交通事故、桥塌楼倒、人为爆炸等，通常称之为“人祸”。

灾难事件发生后，幸存者或受难者家属因为过于惊恐、伤心、悲痛，一般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但不顾幸存者或家属的感受，使出浑身解数展开“强盗式”采访的案例数不胜数，以上案例仅是冰山一角。一些记者将幸存者或家属“绑架”在摄像机面前，硬逼迫他们开口叙说不堪回首的灾难。这种采访会对幸存者或受难者家属造成严重心理伤害，无异于在正流血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会形成二次伤害。心理学家认为：任何人在经历灾难后，他们的心理世界都充满了不安、焦虑、恐惧、悲痛等负性情绪，所以一定不要强迫受灾群众回忆灾难场景，否则很容易造成二度伤害，后果极其严重。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节目准则》更是提醒新闻工作者：“个人在丧失亲人或极度痛苦时的隐私权尤其应当得到尊重。麻木的提问不仅有可能使被采访者增加痛苦，还会使许多观众感到冒犯。”此时，新闻工作者，除了肩负新闻采访的重任外，还应成为幸存者或受难者家属的精神支柱，给予他们最直接的人文主义关怀，人文关怀是人类苦难的“温柔抚摸者”；记者还需要格外关注或照顾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不稳定的情绪，应结合心理学相关常识，稳定采访对象情绪，给予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心理上的慰藉，或给予灾难当事人心理救助。

案例4.2 从汶川地震报道的不足看强化人文关怀意识的必要性

【案例概述】

汶川地震后。5月14日晚，救援人员在北川发现两名幸存者时，某采访组到达现场拍摄。救援人员挡住了机位，记者说，“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大家都说救人要紧，记者说，“只要五分钟就好”。幸存者上方有一块板，随时都可能会垮塌，在救援人员准备把板挪开时，记者说，“不用，就保持那样别动”。幸存者痛苦地呻吟着，救援人员要他保持体力，不要讲话。这时，记者在镜前播报说，“这里还能听到老大爷的呻吟声，（话筒向下伸）老大爷，老大爷……我们来听听老大爷的声音……医生，你让大爷说句话”，并朝幸存者喊话，“大爷，能听见吗？大爷，说说话”。最后，这位大爷在救援队员快被挖出的时候死去了。

5月17日晚，当俄罗斯救援队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记者摄像机的强光灯对准了幸存者的眼睛，一名救援队员对着镜头怒吼了一声，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幸存者失明。在废墟里抢救出来的幸存者由于在黑暗中的时间过长，眼睛不能受到光线的刺激，记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救灾常识——此时地震已经过去了5天，在这几天中，记者不可能对此常识如此陌生。当俄罗斯队员把门关上之后，记者又冲了进去。对这种情况，有医护人员不满地说：“你们记者就不能照顾点儿吗？你们要抢新闻，可我们抢的是生命呀！”

5月20日，日本第一支紧急救援队到达成都。在21日早第二次与中国记者接触时，中国某电视台记者希望日本医疗队员摆几个姿势拍几张合影，遭到日本队员的拒绝。其中一名队员毫不客气地回应中国记者说，“我们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演唱组合吗？”日本紧急救援队带来了X线、血液检测、透析、紧急手术装备等等全套的移动设备，可以保证在1小时之内组合成三个野战病院，但他们迟迟不能展开营救工作，以至于他们抱怨说，“我不知道这些中国人是不是都忙昏了头脑，我只知道20几个小时我们除了谈话照相还可以干很多别的事情！”日本紧急援助队没有营救出任何生还者，回国后面对日本媒体他们委屈地说，在展开营救工作时，那些记者们把我们围得团团转，到后来想挖具尸体出来都不是那么容易了。

（来源：《今传媒》，2009年第9期）

【案例评析】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要求记者以最快的速度给受众传递最新最详尽的信息，满足受众的知情需求。但在灾难报道中，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伦理应该让位于更为普适的伦理原则——对生命和对人的尊重。有研究者提出过以下问题：“当普适性的公共基本伦理原则确实与新闻行业的职业追求发生某种程度冲突的时候，如何抉择才具有正面的道德价值呢？在客观真实地报道人们的不幸与理应力所能及地救助被报道的不幸者之间，在传媒职业与人类普遍良知与良心之间，传媒工作者会陷入剧烈的冲突，在职业追求与道德诘问的责难中徘徊。”这一问题在新闻伦理学界一直是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伦理底蕴的国家，非常重视人道和人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优秀文化，其核心思想是孔子的“仁”学思想。李泽厚先生认为，仁学的思维模式和仁学的结构由四大因素构成，其中之一就是人道主义。所以新闻工作者应当以人道主义为基本伦理原则和要求，以人的生存和人的尊严为最高目标，而不应如上述材料呈现出的报道案例，记者将受难中的人当作纯粹的新闻资源或吸引受众眼球的手段、工具。记者的报道首先应站在尊重生命和人性的角度，采用富有人情味的方式来保护灾难群众的生命、维护他们的尊严，而不是只站在猎奇窥探的角度，或者冷眼旁观的冷漠立场，去抢新闻及发掘灾难背后的新闻信息。如果记者完全从自己职业需要角度出发追访受灾者，轻则会引发采访对象的抵触情绪，严重的会引起广大受众的不满和评判，会形成媒体对受众冷漠的负面形象，会降低媒体在受众心中的公信力，更严重的是耽误了对受伤人员的及时救助。当然，当记者无力阻止灾难事件的进程，在救灾过程中也不需要记者微薄的体力来参与救援，忠实的用镜头或笔触记录灾难事实、传递灾难中出现的正能量则是记者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在灾难事件采访中，凡是有碍于抢救生命的新闻活动，都是一种失德甚至是犯罪行为。

案例4.3菲律宾事件的启示

【案例概述】

2010年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社赴菲律宾旅行团在菲律宾闹市区遭持枪歹徒劫持，8名香港同胞遇害，该事件给港人心灵造成严重创伤。8·23事件后，多数人认为，菲律宾警方经验不足、策略错误、设备落后、组织混乱等问题造成了事件的悲剧结果。菲律宾警方也承认，其在营救中确实存在问题。但有人提出，不但是无能失职的菲律宾警察，应该还有歇斯底里的各路记者共同酿成了这起悲剧性的人质事件。

一、劫持事件与媒体报道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9点至15点——劫持发生 气氛松弛

据幸存者后来回忆，门多萨在劫持之初，表现较为紧张，多次承诺不会伤害人质，甚至为不得已实施劫持向人质表示抱歉。随后，警方派出谈判专家对门多萨进行劝导，门多萨也先后释放7名人质（其中包括3名儿童）并同意与警方和平解决事件。该阶段，电视媒体在警戒线外对事件进行直播。电台通过手机对门多萨进行采访。现场气氛都在控制之内，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乐观表示，事件将在15点前平和解决。在本阶段媒体记者的报道起到传播事实、安抚人心的目的，并未发现有直接的负面作用。

第二阶段：15点至18点——双方僵持 危机酝酿

门多萨之前表示，15点将有大事情发生。但在警方和门多萨弟弟的斡旋之下，门多萨延长了最后时限，并再度释放2名人质。当日18时左右，形势突然急转直下。门多萨接到拒绝其复职要求的信件，鸣枪发泄不满。随后，门多萨弟弟被逮捕。不久，门多萨开枪射杀人质，并通过电话表示已经杀害2名人质，事件至此一发不可收拾。此阶段，电视和电台记者依然在现场直播。电台记者打电话劝说门多萨投降。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有迹象显示，门多萨一直通过车内一台监视器观看现场直播。因此，门多萨情绪失控，进而开始射杀人质的诱因可能就是看到弟弟被捕的直播画面。媒体过分详细地描述犯罪过程，为伺机作案者提供作案办法和应对之策。因此，本阶段媒体的报道影响到了事件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激怒了门多萨，导致该事件的发生。

第三阶段：18点至21点——局面失控 多人死伤

混乱中菲籍司机卢邦跳窗逃离大巴，并向警方表示车上15名人质全部身亡，警方信以为真，发动强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混战，门多萨被狙击手击毙。幸存人质获救。本阶段，媒体记者坚守现场，由于距大巴距离过近，一名香港TVB工作人员被流弹所伤。据凤凰卫视电视画面显示，当门多萨被击毙后，媒体记者突破警戒线涌向大巴，严重阻碍了现场救援工作的开展。

（来源：百度文库）

【案例评析】

绑架人质的灾难性事件因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重大社会影响性、决策的非程序性等特征，而获得人们的密切关注，这些特征因与新闻的新鲜性、及时性、重大性、冲突性、显著性等基本特征吻合，所以灾难性事件蕴含丰富的新闻价值，深得新闻工作者的“青睐”。很多新闻工作者往往将这类灾难性事件的直播报道视作衡量报道水平和实力的标志，以能胜过其他同行为光荣和骄傲。这是典型的职业功利主义僭越了传媒良知的做法。

在菲律宾绑架人质事件中，新闻媒体以满足受众知情权和新闻自由的名义，不顾个人安危尽可能地接近并坚守绑架现场，对事件的进程和细节进行详细直播，表面看来是符合新闻职业要求的，但媒体完全不顾社会责任和他人生命安危，则是丧失了传媒良知的体现。大众传媒的良知是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是大众传媒主体对其道德责任、义务和权利关系的一种内在体验和领域。传媒良知主要体现在：媒体要对社会负责，对受众负责、对传媒自身负责。在绑架人质的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不能简单冷漠地作新闻事件的传声筒，应当做一个有传媒良知的媒体人，应当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将人们的生命权放在首位，应当有意识地尽力促进绑架事件朝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不应为了满足受众的好奇心提高自己的视听率，曝光营救信息，激怒犯罪分子，最终间接促使事件恶化，酿成不可挽回的灾难，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现代社会，传媒的技术手段已获得日新月异的发展，各媒体报道水平和报道实力的差距也日益缩小，而传媒道德成熟与否和良知的发展程度必然会成为未来受众选择某家媒体、忠实于某家媒体的重要衡量标准。

案例4.4 马航MH370，你在哪里？

【案例概述】

“马航MH370，管制雷达希望看到你，如果听得到，请保持现有高度，直飞目的地。放心我们为你申请直飞，其他好心机组也会配合避让的。大家都很乐意让你们第一落地。航路天气目前晴朗，目的地北京气温5摄氏度，有些冷，下机穿厚点。记得抱抱接你们的亲友，他们很爱很爱你们。”

这篇催人泪下的微博，在飞机起飞20多个小时后还没能变成现实。8日下午，失去联系的马航MH370航班中国旅客亲属，仍然只能从北京丽都维景酒店工作人员那里领到一张空白的登记表。

……

（来源：《浙江日报》，2014-03-08）

【案例评析】

当灾难事件发生时，媒体习惯于采用煽情的方式来渲染悲痛吸引关注，而其他更有价值的信息却因为冲击力不够而被有意忽略或屏蔽。2014年3月马航MH370失联后，各种煽情报道纷纷呈现：有媒体用极其感性和主观的“妻子坚信：‘我老公肯定还活着’”作为标题；还有很多媒体用了博友微博作为导语来挑起悲伤情绪，如3月8日的《浙江日报》和3月9日的《华商晨报》的相关消息，均以“马航MH370，你在哪里”这则微博作为导语，接下去的是同一句话：“这篇催人泪下的微博，在飞机起飞16个小时后还没能变成现实。”不同的只是依据新闻具体发布时间， 16小时变成了20小时或更长的小时数字。直到3月11日，《信息时报》的报道仍然将此微博作为导语来使用。微博是个人发表意见的平台，有一些新闻成分，但内含相当多的个人情感。大众传媒则不同，需要遵循新闻职业规范，客观、真实、全面报道才是立身之本。此条微博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情感和愿望，但不是事实的叙述，不适宜作为新闻导语。新闻报道采用这条微博构成新闻，第一次尚有一点新鲜感，后面的重复使用便是愚蠢和懒惰的表现了。这样的新闻行文，诉求的是渲染悲情，与新闻业的职责相去甚远。

灾难报道中的新闻媒体除了渲染悲伤引发同情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作为，如调查被掩盖的不为人知的幕后事实、推动真相早日浮出水面；客观报道医疗救助、物质保障等实施情况，给受灾群众和家属带来安全感；监督相关机构在灾难中的救援行为；宣传救援活动中的感人事迹；促进对受灾群众的心理干预等。事实中的“马航失联”报道情况如何呢？有学者专门撰文指出：“这次马航事件的报道中，我国传媒的记者把太多的经历用于围堵失联客机乘客的亲属了，很多可供报道的救助信息反而被忽略。此次救助中，……义工（志工）人数达到300人。他们24小时排班，保障无空档期。这种“一对一”的陪护，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感人事情，远比仅仅报道家属如何悲痛更有新闻价值，可是我国媒体上这方面的信息太少。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输入“马航”，有近20万条，而搜索“马航志工”，结果只有14条，占比微不足道”。这一状况值得新闻媒体警醒、反思和改进。

案例4.5 如何处理新闻中的灾难、血腥、痛苦画面—传媒图像伦理规范初探

【案例概述】

2004年6月，国内部分电视台播放了未经处理过的美国卡车司机被伊恐怖分子斩首的全过程。我们的电视台使用了半岛电视台的新闻，而该录像素材则是恐怖分子提供的。在新闻中，蒙面的伊拉克恐怖分子手持冲锋枪，先是向美国发出警告，尔后，便拿起短刀在几秒内，将双手被反绑着的美国卡车司机的头颅割下。整个过程均有同期声，卡车司机的嚎叫声和粗重的喘息声令人毛骨悚然。第二天，《北京青年报》的头版及第三版分别刊登了该卡车司机身首分离的照片，照片中卡车司机的头颅被置于他的背上。与该照片同时刊发的，还有被害人妻子痛哭流涕的照片。

（来源：《新闻记者》，2007年第2期）

【案例评析】

从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看来，对社会性灾难事件进行报道时不外乎表达如下两方面诉求：一是唤起人们对受灾难群众的怜悯和同情，促使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另一方面，谴责施暴者的暴行，促使人们对施暴者进行声讨或制裁。灾难事件报道中难免会存在血腥、暴力、伤亡和痛苦，但是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采用赤裸裸的暴力和血腥的画面、声音和内容对灾难事件进行报道，寻找到猎物的刺激已经取代了记者这个职业最为珍贵的东西，即对于人的基本的关心与兴趣。如此，不仅无法实现灾难报道的诉求，反而让媒体自身陷入缺乏同情心的尴尬境地，而同情心是这一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人性之一。充斥着死尸与暴力的画面，会让受众仿佛置身于暴力恐怖电影，本应该产生的同情怜悯、愤怒谴责，都被恐惧及反感情绪所取代，这样激起的更多的是感官刺激而非理性思考，这样的报道容易把受众变成冷漠的看客，变成悲剧和痛苦的被动消费者，甚至把受众变成贪婪的偷窥狂。

有媒体人曾经说到选登灾难性照片的标准是“距离”，就是如果死难者是个外国人，登出他们的照片就可以接受，这正应验了美国新闻界常用的一个准则，即“一名布鲁克林消防队员的死抵得上5个英国警察、50个阿拉伯人、500个非洲人的死”。发生在自己国家的悲剧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共鸣，但如果悲剧发生在国外，就不一定能够激起同样强烈的反应，人们常常会抱着一种“知道了”的心态或者消费他国灾难的态度来看待其他国家的灾难新闻。而正是缺乏同情心的媒体培养了缺乏悲天悯人情怀的现代受众。

事实上，我们的受众不应该被视为看客，而应是独立的、有尊严、有同情心的传播对象。“面对逝去的生命，媒体所做的不应该是不人道的展示。对死尸以及杀戮过程的展示，在古代是一种无以复加的惩罚，是对生者最严厉的警戒。正是由于这种手段的极其残忍和不人道，现代文明社会早已废止了这一仪式。”人类文明的脚步是不应该倒退的，被废止的“仪式”更不应在现代媒体中重现。

案例4.6 灾难报道应人性关怀至上——3·8马航失联客机乘客亲属报道分析

【案例概述】

马航MH370事件中，不少媒体在制作新闻图片时，选用了乘客亲属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的特写镜头（照片），或掩面而泣，或号啕大哭。其中一位穿白色外套的女子因过于悲痛而情绪失控，被很多媒体抓住连续拍摄了若干图片。那位白衣女子在图片中难掩悲痛，几乎站立不稳，身旁一名男子一手扶住该女子，一手伸前挡住记者的镜头，徒劳而愤愤的表情，嘴里正喊着什么。显然，当事人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并被拍摄。这一幕被他国记者证实：“一名穿着白色外套的年轻女子一边打手机，一边失控痛哭，记者拍照时，她身旁的男子立即把记者挡开，不让她受访。”但记者不理会当事人的拒绝态度，不仅近距离拍摄其人面部表情，而且未做任何处理便公开发布。

网上有多张照片显示，一大群记者在不同场合和从不同角度，团团围住乘客亲属、高举着各式拍摄器材对着马航失联客机乘客亲属拍照。这种情形表明，我们有相当多的记者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新闻职业道德，拍摄者显然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

即使当事人同意采访和拍摄，记者或编辑也需要审查照片是否适合发表。然而，很多已发表的乘客亲属的照片，是在当事人处于极度悲伤情景下拍摄的，形象被扭曲，传媒发表之前未做任何脸部处理，直接登载在媒体上。人民网的一组照片的标题便是“家属情绪失控”，6张照片中4张为同一位女子悲痛的近景照片。这些照片是在当事人一再拒绝采访的情形下拍摄的。中国网也发布了标题为“多国乘客家属陷入悲痛 家属伤心欲绝”照片共11张。这个网站号称访问者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也就意味着这组未加处理的新闻照片被传播到全球，向全世界彰显着我国新闻记者的职业水平！

（来源：《新互联网时代》，2014-03-19）

【案例评析】

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报道有关别人受苦的消息是可以接受的，但关键要看怎么报道。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哭泣的虚拟世界里，这世界不可能没有灾难，不可能没有痛苦。有关灾难的报道可以使我们领悟生命的真谛。有关苦难的报道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些基本的事实资料，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报道，在受众和遭受灾难的人之间建立一条感情的纽带，也就是同情和人文关怀。但是一些媒体在进行灾难报道时，只追求新闻画面的冲击力和新闻效果的震撼性，将灾难当事人或家属的痛苦神情和隐私信息堂而皇之公布于众，这正是个人隐私权和受众知情权博弈、个人的情感空间和新闻的自由表达博弈败下阵来的结果。著名摄影记者唐纳德·马库伦曾被一名黎巴嫩妇女迁怒指责，因为他恰好拍下了这名妇女痛苦的面孔。人们在恸哭时无法控制自己的脸部表情，而记者的镜头会记录下他们最“狰狞”、“恐怖”或“丑陋”片刻，如果记者不加掩饰地公布这些画面，丑化了当事人形象，则会造成对当事人隐私的侵犯，也会造成二次伤害。有时候，媒体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他们是想通过展示受难者的痛苦来唤起更多受众的同情和帮助，但是一味地以救世主形象和身份参与报道工作，而忽略对受难者隐私的保护和情感的呵护，也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灾难报道领域，新闻工作者应当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这一原则源自医学领域，临床医师在为病人做出诊断和治疗方案后，必须向病人提供包括诊断结论、治疗决策、病情预后及诊治费用等方面真实、充分的信息，尤其是诊疗方案的性质、作用、依据、损伤、风险、不可预测的意外及其他可供选择的诊疗方案及其利弊等信息，使病人或家属经深思熟虑自主做出选择，并以相应方式表达其接受或拒绝此种诊疗方案的意愿和承诺；在得到患方明确承诺后，才可最终确定和实施由其确认的诊治方案。知情同意原则应用到新闻领域，“指记者有责任向被访者详细告知有关细节，包括表明自己来自哪家媒体，告知被访者如果同意接受采访会有什么后果，会有哪些益处，可能存在哪些风险等”。唯有建立在尊重隐私与知情同意原则基础上的灾难新闻传播，才能体现媒体对受难者及家属的尊重，体现媒体的人文关怀，这样的新闻画面或报道才会有震撼人心或感人肺腑的力量。

案例4.7 灾难事件中的高调慈善

陈光标站在盈江地震灾区受灾群众中间，左手拿着一摞人民币，右手摆出一副“V”字手势。另一张照片中，陈光标笑容灿烂地被灾区民众簇拥着，每个人手中握着高举过头的百元大钞。

（来源：慈善成狂陈光标，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2011-04-12）

“标哥”（陈光标）出现在芦山县地震灾区，路遇受灾群众，现场发放慰问金200元。昨天上午8点多，重庆晨报记者前往重灾区龙门乡采访。在龙门乡王家村附近，路遇“陈光标好人”车队。

（来源：陈光标现场发钱村民说他做了好事，《重庆晨报》，2013-04-22）

【案例评析】

有灾难就会有救灾，抗灾救灾、慈善捐助报道常常伴随灾难报道而出现。我国的新闻报道经常习惯于将“施捐者”的形象刻画得非常高大神圣，而“受助者”的形象则刻画得比较贫困卑微，且常毫不掩饰地让受助者的眼泪和隐私曝光在公众面前。恰如此案例中的新闻图片，“施捐者”陈光标被众多“受助者”簇拥欢呼、陈光标居高临下地将钞票分发到“受助者”手中，“受助者”接受捐助时的面部表情和神态暴露无遗。这样的报道虽然宣传了慈善，但却对灾难群众造成了精神伤害，引起了公益慈善界和新闻传播界的讨论和反思。

陈光标扶贫助弱的情怀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有时的高调行善和赤裸裸的布施对受助者而言，更像是“嗟来之食”。受灾群众希望受到帮助和救济，但是肯定不希望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侵犯，毕竟大部分受灾群众平时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果没有遭受天灾人祸，他们并不需要来自外界的接济，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眼泪。而且受灾群众的贫困只是暂时的物质贫困，并不是精神贫困。中国人向来有“人穷志不穷”的精神传统，即使物质贫困，也要追求精神的富有、人格的高大和尊严的完备，如《礼记·檀弓下》：“饿者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於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再如《后汉书·列女传·乐羊子妻》：“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可见，中国人历来将人格和尊严视作生命。但是陈光标采用现场发放现金的方式作慈善，已经在精神上造成了对灾难群众的刺激和伤害，而新闻工作者还毫无保留地曝光现场各种画面和细节，无异于再次对他们进行了精神的上的凌辱，当这些画面随着现代传播手段传播到世界各地，意味着受灾群众的尊严在更广泛的空间里被撕碎蹂躏。这种救灾慈善报道，在缓解灾难群众物质贫困的同时，却让他们陷于尊严贫瘠和希望荒芜的境地，这是严重缺乏人本精神的体现，也是一种残忍和自私的传播行为。

案例4.8 恐惧来自何方？关于非典报道的媒体批判

【案例概述】

2003年5月的头两个星期，中国、美国和英国的主要新闻周刊的封面或是头戴口罩或面具的人、或是显微镜下蠕动的非典病毒、或是破损的人体肺部。北京的《瞭望》、北京的《中国新闻周刊》、上海的《新民周刊》、北京的《财经》、香港的《经济导报》都是以戴口罩的人作为封面。《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上，凸显的都是一个人面戴口罩瞪着恐惧和不知所措的眼睛：5月5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使用的是文中被采访者——一个加拿大传染病医生戴口罩的照片；5月5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的封面模特都是西方人，意味着西方人对非典的态度和恐惧，尽管北美和欧洲并没有多少人染上这个疾病；

5月2日的英国《经济学家》是唯一使用中国人做封面的，给毛泽东的脸上罩上了一个大口罩，显然这个杂志的封面是经过数码技术处理的。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萨斯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5月5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是一面完整的鲜艳的五星红旗，红旗上凸显一个感染了非典的人肺部阴影，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萨斯国家：这个传染病正在改变中国”；

5月10日《远东经济评论》封面上是一张非典病毒侵蚀人体细胞的黑白大照片，看上去肮脏、恶心。封面的文字大标题是“中国病毒”。其政治涵义显而易见。

（来源：《新民周刊》，2003-5-30 ）

【案例评析】

观察2003年有关中国遭受非典病毒灾难的报道，可发现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偏颇：第一，无处不在的口罩和面具、不知所措的眼睛、显微镜下蠕动的病毒、破损的人体肺部，媒体集中运用这些视觉符号对非典进行强化报道，渲染了非典病毒的严重性，夸大了灾难程度，引起了人们对灾难的剧烈恐慌，引发了人们对抗灾难的悲观情绪和极端荒唐行为。第二，天安门、五星红旗、毛泽东画像等视觉符号，以及“萨斯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萨斯国家：这个传染病正在改变中国”等报道角度的选择，这种为新闻事实赋予额外的政治色彩的做法，让原本单纯的科学新闻或医学报道成为政治新闻报道。

现代社会，由于存在数量未知、无法预判和情况不确定的灾难风险增多，被称为风险社会。而美国决策研究专家保罗•斯洛维奇认为，社会对于“风险感知”最主要的经验来源仍然是媒体的报道。因此媒体在一项灾难事件中的报道内容和话语尺度就成为了社会和政府表明态度及民众采取行动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如果媒体在某一风险的报道中稍微有些许偏颇、夸大或者煽情，都会产生连锁反应，强烈影响公众对于信息的解读和事态的把握，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惊恐和慌乱，影响社会安定和正常运转。所以，风险社会里，媒体在进行灾难报道时，任何夸大性的标新立异的或虚构的信息传播都是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体现。如果媒体借用灾难性事件来达到攻击别国政府和政治体制，则更是新闻专业精神缺失的表现。或许一些外国媒体认为，如果非典仅仅是一场公共健康领域的灾难，则不具有吸引别国受众眼球的力量，而为这场灾难涂抹上政治色彩，则更能引起熟悉的共鸣。而且，一些媒体认为“政治新闻的价值通常高于科学新闻的报道价值，而从采访报道上看，时政新闻比科学新闻更容易采写”例如对非典的报道，如果要做出负责任的尊重事实的报道，必须对医学专家或生物科学家等进行采访，而从政治角度对灾难现象进行渲染，则是记者足不出户就可完成的。“西方媒体有关中国非典的报道之所以被放在一个政治框架里，而没有放到一个公共健康或医学的框架里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大部分从事中国报道的记者和评论员都是政治记者，只有个别人有医学记者的背景”。所以，在报道公共健康领域的灾难时，记者的社会责任和科学专业主义精神应当被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