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web2.0时代，网络内容的主要产出来自用户，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成为了网络新闻传播重要组成部分。在该模式下，用户不仅仅是受众，更是互联网内容的供应者。但正是因为这种便利且缺乏审核机制的传播方式导致虚假信息的泛滥，在极大程度丰富网络内容的同时也污染着社会风气。

【关键词】：web2.0 UGC 虚假信息

【abstract】In the web2.0 era, the main output of web content comes from users, and UGC (user-generated content) mod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network news communication. In this model, the user is not only the audience, but also the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Bu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is convenient and lack of the way of dissemination of the audit mechanism that leads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and it also pollutes the social atmosphere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web2.0 user-generated content false information

【案例简介】

2017年10月27日，一条主题为“一女子在王府井购物狂刷四百万”的短消息席卷微博，甚至一度出现在新浪微博的热门搜索排行榜之中。

一时间，与该主题一致的新闻被众多大V转发，并纷纷在文中透露“该女子得了重病，与老公闹变扭。遂在成都王府井怒刷400万，接下来可能还要继续。”、“成都本地群众证实了真相，该女子是真的刷了400万，王府井的店员保安都排队为她一人服务。”——诸如此类各式各样的网友评论纷至沓来，信息不断发酵。

然而仅短短两天后，新浪四川新闻与成都王府井纷纷在微博发布声明辟谣，证实该消息为虚假新闻：此女子生了重病，当天只消费五万，网友的言论与关注让当事人倍感重负，现已失踪。此时，舆论由最初对于该女子的调侃转向对于之前造谣的微博大V的指责，相关大V也纷纷删博以免面临追责。随着事件热度的消退，“围观群众”渐渐消散，后续的相关报道也逐渐销声匿迹。

缺乏把关人的UGC模式下，多少虚假信息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在网路中像病毒一样扩散。这样的一场闹剧看似草草收场，虚假新闻给当事人带来的恶意伤害却永远无法弥补。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下，谁在传播，谁在扩散，谁在受伤，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在类似事件结束后进行进一步的反思。

【案例来源】https://m.weibo.cn/1649469284/4166669457105075

四川新浪官微对此事的报道

https://m.weibo.cn/2461221755/4166308528110918

成都王府井购物中心对该事件的辟谣声明

【配图】

（以上图片源自新浪微博）

【案例分析】

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发言权的时代，传受双方的角色不再被永远限定。每一个新媒体用户都可以随时随地将自己的所观所感公开发布在网络上。正因如此，类似“一女子在王府井购物狂刷四百万”未经审核的虚假信息才能在极短时间内被快速传播。

这与UGC模式存在的客观缺陷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群体传播的“社会性”滋生“病毒式传播”

UGC，顾名思义，就是“用户生产内容”，与PGC即“专业生产内容”不同的是该模式的传播主体是网络用户，传播载体是“两微一端”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因此，UGC模式下的信息传播具备一个显著的特征——“社会性”，这是因为在微博、微信上的一些传播行为都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基础之上，传受者相互之间已建立了较高的信任度，这更有利于虚假信息的传播。在微博报道此案例的相关热门评论中常能看到类似的话语：“这件事情是真的，我就是成都人，朋友圈都刷疯了。”以及“我朋友今天就在那里购物，所有的店员都在排队为她服务，她已经刷了三百万，还在继续。”更有甚者还会附上朋友圈的相关截图以证“真相”。以上评论不免让旁观者产生一种虚幻的真实感，仿佛怒刷400万的女子就是我们身边的一员，与我们的生活有着某种“真切的联系”，从而认定该消息属实。正是因为UGC模式自带的“社会性”降低了传受双方的距离感，从而提升了受众对该事件的信任度。

同时，UGC模式下的新闻传播更像是一种群体传播，它不同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因为它是非制度化和非中心化的传播行为，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与自发性，再加上网络平台赋予的匿名性，极易诱发集合行为，造成无法控制的后果。该案例出现在微博平台上不过半天就已有数以万计的微博评论，评论内容也清一色是对该女子的消费进行调侃恶搞。正是因为群体传播没有中心，事态才会在各种相关微博的不断转发中快速热化；正是因为群体传播缺乏严格的制度化审核，各种虚假信息才得以不断发酵。

二、UGC背后的商业利益易导致新闻价值观的异化

“在我国网络新闻信息传播领域，商业公司主办的网络新闻传播，除了转载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外，主要依靠网络用户提供新闻信息（即UGC新闻信息）”。商业公司追逐利益的同时容易扭曲正确的新闻价值观，正如案例中“女子在成都王府井怒刷400万”的微博几小时被疯狂转发，其中不乏各类平日里活跃的营销号，大V们纷纷想在热门事件中分取流量与关注度，该事件的真实性却无人怀疑。仿佛“新闻”的“真实客观”不再是必备条件，决定一个事件能否成为“新闻”，只需看它的“热度”而已。这无疑是对新闻价值观念的扭曲。

与此同时，UGC模式下虚假信息泛滥导致的伤害也是不容小觑的：

一、虚假信息引发对当事人的网络暴力

在该案例的舆论反转之前，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群体传播的盲目性与近乎病毒传播的传染性。隐藏在现实矛盾下的仇富心理在网络社会中暴露无遗，大多数网友对患有重病的当事人漠不关心，舆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天价消费行为”和“王府井是否算得上高端消费场所”这两个近乎幼稚的议题上。网友对当事人消费行为的调侃更好似一种狂欢行为——对于该事件的娱乐化解读成为了当下生活里一个不能错过的偶然消遣。然而正是这些戏谑的评论以及突如其来关注度会对当事人产生巨大的的压力，从而对当事人产生无法弥补的伤害，案例中的女主人公也因此失踪，责任又该由谁承担？

二、虚假信息的泛滥污染网络环境

该案例并不是UGC网络传播中的第一条虚假新闻，也绝不会是UGC网络传播中的最后一条虚假新闻。这不仅值得我们深思，如果失去了客观性，新闻与茶余饭后的笑谈又有何本质上的区别？

UGC网络信息绝大多数是与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因此虚假信息更容易受到大众的关注。如：“上海女孩春节逃离江西农村”、“长沙大巴被纵火”、“城市媳妇回乡过年不能上桌吃饭”等假新闻中涉及的人伦、交通安全、城乡差异都是热门议题，并且其中某些词语涉及敏感的社会问题。正如本案例中的“一日消费400万”，吸引着每一个新闻关注者的眼球。这些案例折射出虚假新闻的特征缩影：偏好八卦，情节刺激，提供隐私，甚至趋向暴力。这些为了博取眼球的虚假新闻充斥并污染了网络环境，而这些虚假信息本身不具备任何价值可言。

三、新闻反转频发加重受众对社会的不信任感

在新媒体时代下，受众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接触碎片化的信息，这些UGC模式下生产的信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正如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的拟态环境的问题：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 但它以客观世界为蓝本。而受众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基于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的影响后，受众产生的“主观现实”相对客观环境已产生了一定的偏移。信息时代的受众每天接受的信息不断影响着他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甚至可以说他们看到何种性质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看到何种社会形态。

联系现实，近两年新闻反转事件频发，如“重庆大妈碰瓷玩具车事件”中事后大妈确诊骨折、“安徽媒体报道虚假新闻“肾没了””导致医患之间信任度跌破底线、“台湾熊猫团团瘟热死亡”实则团团在动物园正常接受参观等。这些新闻都是在网络首发随后由各种媒体“病毒式”转发，舆论不断扩散，事件不断升级。这些新闻多为耸人听闻的负面新闻，并且涉及了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敏感话题。即使互联网拥有自净功能，在互联网狂热的探讨之中，又有多少受众会在事后用理性的眼光去反思这种现象带来的危害。正如本案例中被造谣“一天怒刷400万”的患癌女子，在该新闻刚刚出现在微博上时，网友近乎狂欢的探讨中暴露了人本关怀的缺位，年轻女子身患重病本是令人悲叹之事，网友却选择性忽视，只注意到“400万”、“王府井”这样的关键字眼。与大多数新闻反转的结果一样，该案例在女子家属出面澄清与新浪四川新闻、王府井的相关声明之后再度归于平静。可见在新闻反转事件中，舆论的关注度集中于虚假新闻制造的“虚假狂欢”之中，受众更愿意参与社会敏感话题的争论，而少有理性者关注事后虚假新闻的追惩。因此虚假新闻即使事后澄清，由于关注度的降低，虚假新闻中的对特定群体的污名化以及对社会矛盾的加剧的后果仍是难以弥补的。虚假信息的泛滥，网络新闻的不断反转，不仅仅加剧受众对社会的不信任感，更在舆论爆发过程中激化了社会矛盾，增添不稳定因素，破坏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刘培.群体传播时代UGC新闻信息网络传播健康机制研究.[J].《传媒》.2017.1

[2]朱贝,罗刚,万克文.UGC语境下传播变异的心理探析[J].《新闻世界》.2015.7